马克思主义对“实践”至上性和优先性的强调,与追求“知行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融合的最典型体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领会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质和特点,也就把握了这种融合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理路。
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传入中国,但何以未能形成气候,而只是到了十月革命爆发,才真正被中国社会所接纳和认同?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强调“效验”的传统,譬如墨子有“三表”说,不仅要求“本之”、“原之”,更在意“用之”；荀子有“符验”说,主张“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韩非子有“参验”说,所谓“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十月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力量,这无疑是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由。而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原因。青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曾经批评罗素的学说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知了就要行”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品格的体现和诉求,它成为毛泽东选择外来思想的重要尺度。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青年毛泽东就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它透显出毛泽东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救世情怀和抱负,浓缩并折射着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拯救情结和担当意识。《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张载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与此相似,马克思自少年就立志“为人类而工作”,到了大学阶段即渴慕扮演“普罗米修斯式”牺牲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成为马克思终其一生所孜孜以求的志向和理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以人的历史解放和全面发展为归宿,以自由王国为理想社会的目标。所有这些,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以出世的境界做入世的功夫,既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诉求。因为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拒绝把入世和出世撅为两截。
马克思主义在其哲学前提上特别强调实践的至上性和优先性,马克思甚至把自己的哲学就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旧哲学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就试图回到人的存在,有笛卡尔的“我思故为在”,有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有哲学解释学的“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而马克思所说的实践作为总体范畴,才能够最充分地表征人的存在,因此可以说是“我实践故我在”。第二,马克思的贡献并不在于提出对现实的“批判”,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在批判现实。马克思的独特贡献仅仅在于给出了一种真正有效的批判方式。马克思之前的批判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思辨的批判,它天真地认为只要在人的大脑中置换几个范畴,现实就将为之改观,像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那样；二是道德的批判,它幼稚地以为只要诉诸对于现实的道德谴责,就能够改变现实的一切,像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立场。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批判方式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由此决定了“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所以,实践的批判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批判方式,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其他一切哲学的特质。
毛泽东无疑继承了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哲学品格,强调“实践高于认识”,认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指出:“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此外,毛泽东还强调人们“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指事物——引者注)本质而理解它”。他说:“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发展理论说到底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应该说,这些见解是非常深刻的,但其中依然显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毛泽东创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他关于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的说法,他期望人们学会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实践的取向。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更推崇“行”,也更信任“行”,尤其强调“践履”的功夫。
中国传统文化自觉追求“知行合一”。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一部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副标题即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知”和“行”相割裂,正是造成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教条主义执着于“知”而遗忘了“行”,片面地夸大理论的价值,以至于使之变成一个自足的规定,从而脱离了实际和实践。与此相反,经验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固守于“行”而遗忘了“知”,片面地夸大狭隘经验的意义,而无视理论的指导和规范作用。这两种倾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和惨痛教训。正是为了从理论上清算这两种偏颇,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集中体现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在毛泽东关于实践论的论述中,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说,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界。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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