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这是自1989年通过后，这部法的首次修改。针对此次修改，新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
【立法之初】
行政诉讼案一直遭遇执行难
新京报：在三大诉讼法中，行政诉讼法是最晚制定的，这是什么原因？
薛刚凌：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有一些单行法律规定对行政机关的行为不服，可以到法院起诉，在试行的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规定。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现审行政案子有很多特殊原则，比如说举证规则、可不可以调解等。在民法通则通过后，开始着手制定行政法。但是后来发现，制定综合行政法比较难，而制定行政诉讼法相对可行，也很必要。
新京报：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一部行政诉讼法？
薛刚凌：行政诉讼是个外来词汇，在过去，公共秩序的维护靠伦理和行政命令，没有“民告官”。经济改革以后，企业要从政府脱离，需要保障社会人、企业人的独立。“文革”结束不久，社会还保存着对权力的恐惧，国家治理也需要从伦理治国转向法律治国，需要行政诉讼。
新京报：在制定这部法律的时候，争议大不大？
薛刚凌：当时对“民告官”没有争议，也就是将行政诉讼制度定位为救济法。争议较大的问题包括受案范围的大小、部门的规章可以不可以作为审案依据等。
新京报：对这个法律，当时的社会评价怎么样？
薛刚凌：当时有一段宣传还是很到位的，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就一直磕磕碰碰，执行起来比较难。
新京报：法律通过后，行政诉讼有没有明显的增多？
薛刚凌：没有大规模的增长，不同地方情况不同。比如山东、河南就很多，这些地方在法律实施之前就特别多。
【实施情况】
案件主要涉及征地拆迁
新京报：你认为这部法律制定的时候有什么遗憾吗？
薛刚凌：当时对行政诉讼理解得很窄，法律规定只有当个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才能提起诉讼，如果行政机关侵害的是公共利益，就不能提起诉讼。而现实中有许多违法行为不直接侵害个人利益，但损害公法秩序，就进不了诉讼程序。在国外，行政诉讼大多有双重功能，一是保障公法秩序，二是救济行政相对人。我们把行政诉讼简单地理解为救济制度，这个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我们误读了。国外的行政诉讼中，不仅有“民告官”，也有“官告官”。
新京报：为什么我们会把范围缩小了？
薛刚凌：当时的研究有限，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不够。比如，法国的当事人个人权益诉讼，只占到了行政诉讼的25%。
新京报：把行政诉讼定位为“民告官”有什么问题？
薛刚凌：限制了行政诉讼在保障公法秩序方面的功能，比如中央对地方的法律控制，在国外也是依赖行政诉讼来实现的，我国这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另外，简单的“民告官”定位，很容易造成法院和政府对抗。实际上，行政诉讼的功能也应有维护公法秩序的维度，在这一点上，法院和行政机关有共同的一面。
新京报：在这20多年里，行政诉讼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化？
薛刚凌：上世纪90年代更多的是针对行政机关乱处罚、乱收费。还有和人身权利有关的案件，比如对劳动教养处罚不服，涉及财产要少一些。
后来城市化进程加快，现在的案件，主要涉及征地、拆迁、社会保障和工商认定等案件，主要和财产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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