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问题】
百姓胜诉难与制度打架有关
新京报：行政案件受理难，以往当事人拿着起诉书去法院起诉，法院不受理，也不出具裁定，当事人就没有办法。现在修正案草案要采取“登记制”，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薛刚凌：现在不大好说，要看登记制度的刚性程度。法院不给登记怎么办？上级法院也不受理怎么办？
新京报：老百姓行政诉讼胜诉难，是法院的问题？政府的问题？还是法律的问题？
薛刚凌：问题不完全在法院，也与制度“打架”有关。比方说房子拆迁，征地流程特别长，没有两三年跑不下来。而项目管理方面，如果长时间不拆，项目资金就要拿走，这两套制度不对接。一些地方政府就先斩后奏，先拆先征，程序违法，不违法没法办。如果起诉，政府会把苦衷说得很清楚，法院支持还是不支持，就很纠结。
新京报：有一些案子，虽然法院判决老百姓胜诉了，可是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依然不停上访。
薛刚凌：问题在于现行制度设计有一些问题，我把它归纳为“主观诉讼、客观裁判”。当事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进入诉讼程序，而法院却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对当事人的权利要求不直接回应，结果案结事未了。
新京报：能举个例子吗？
薛刚凌：曾有个城市的房管局通过售房委员会出售公房，一个购买者买了房，好几年房产证都没有拿到，后来查到有官员把这个房子弄到自己名下了。法院最后把官员的登记行为撤销了。本来撤销之后，就应该给这个买主登记，但是有关部门就是不给他登记。
为什么不给登记？按照当时程序规定，需要售房委员会讨论批准才能登记，但是现在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所以永远不可能再恢复这个程序，他登记不了，法院又不能直接命令房管部门登记，结果他就不断来告。这就是典型的不回应当事人权利，这个制度本身有缺陷。案子审完了，事情还是不能解决。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行政案件难审跟法官素质也有关系，你怎么看？
薛刚凌：目前全国的行政审判法官大约有两万多人，有些行政审判法官没有政府工作经验。我不主张学生毕业直接当法官，尤其是行政诉讼，面对的都是有多年经验、经过许多历练的官员，办案比较棘手。
【专家建议】
可为反映问题建设网络平台
新京报：有些地方探索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这是否有助于破解行政诉讼难？
薛刚凌：一把手坐在被告席，其实有利也有弊。利，是领导重视，社会宣传效果好，对下面也是监督。弊在于，如果诉讼多了，太占用时间，而且一把手上去可能是“摆设”，诉讼需要有很专业的知识和技巧，一把手不一定很专业，实际上让他坐在那“受审”，无形中增加了他的抵触和畏难情绪。
新京报：在你看来，部委和地方政府哪个更难告？
薛刚凌：部委相对好一些，因为法院“不怕”部委，它的人、财、物不受部委控制。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部委更能接受行政诉讼，接受败诉。
新京报：在行政案件上考核会不会起到推动作用？
薛刚凌：有些地方考核起诉率多少，败诉率多少，直接影响官员的升迁，让官员把行政诉讼当做负面的东西。实际上，一些行政争议是因为双方对法律的理解有所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不科学的考核阻碍行政诉讼的运行。
新京报：对破解立案难，除了立法，你还有什么建议？
薛刚凌：我在想可否做一个网络平台，类似于行政许可的申请平台。老百姓到法院起诉，经过法定程序就是不受理的，可以上这个平台实名申请以及反映问题。通过这个平台，有监督权的机关能够掌握情况，实施有效监督。
如果某一个地方，有很多案件不受理，可以请专家来评判，这就逼着法院受理，不受理就要承担不利后果。这也有利于对地方行政机关的监督。
新京报：现在行政法体系上哪些环节上还有不足？
薛刚凌：行政组织法缺口很大，现在新一届领导人强调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应该说，迫切需要加强行政组织的立法，这是实现国家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基础。
新京报：有些地方尝试制定行政程序法规，国家层面有没有必要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
薛刚凌：当然必要，但是否条件成熟，需要研究。行政程序法的实施，需要精细化的运作，成本比较高，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 大事记
●1989年4月4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1年7月11日
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分别就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等12方面问题作出规定。
●2002年10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分为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期限、提供证据的要求、调取和保全证据、证据的对质辨认和核实、证据的审核认定、附则等六部分。
●行政诉讼法出台后
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规范行政权力行使的法律相继出台。
（记者 宋识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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