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抓紧谋划国家安全战略，通过积极主动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运筹，助推国家安全工作与民族复兴伟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意义非同凡响，其有助于以安全保发展、实现发展与安全并举;有助于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贯通外事与内事;有助于打破部门利益羁绊、维护整体国家利益;有助于中国从容参与大国战略博弈、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大潮。
设立“国安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标志着国家安全工作进入了“中央强有力统筹、跨部门整合、从战略上主动运筹”的历史新阶段，需要抓紧谋划国家安全战略，通过积极主动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运筹，助推国家安全工作与民族复兴伟业。
当前国家安全环境
对于设立“国安委”，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了专门说明。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关于设立“国安委”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习总书记又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习总书记还明确了“国安委”的主要职责，即“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其中，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亦被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安全战略既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中国而言更是一种新生事物，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超前谋划。
全盘审视和谋划国家安全战略，首先需要准确把握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与环境的总体特征，具体而言大致包括如下三点：
一是“内忧”与“外患”并存。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互动频繁，乃至产生联动效应。对中国而言，作为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一方面“外患”有增无减、复杂嬗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影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内忧”仍然存在，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心仍在国内。
二是国家安全的“内涵”更加复杂，“外延”更加宽广。内涵更复杂是指国家安全的主体虽基本维持不变，即作为整体的主权国家及其中央政府，但客体却越来越多，既包括作为个体的位于中国境内的中外法人与个人，也包括位于境外的中国法人与个人。随着中国企业与公民大踏步地“走出去”，中国国家安全的边界日益向外延伸，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日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项重大工作;外延更宽广则是指国家安全所涵盖的领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
三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并存，传统安全仍吃重，非传统安全更复杂。维护政治与社会稳定、巩固政权安全、捍卫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等传统安全压力不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压力增大，例如“东伊运”幕后指使实施的“10·28”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以及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曝光的美对华网络渗透等。
其次，需要分辨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尤需厘清国家安全威胁的轻重缓急。
具体而言，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机遇主要有二：一是中国自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内外、励精图治、放眼全球、更加主动有为;二是全球化与多极化难以逆转，世界力量对比“新陈代谢”与“新升旧降”对中国有利。
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大致包括如下五点：
一是国内转型期社会矛盾累积，各类群体性事件多发易发，外部敌对势力趁机插手利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统筹推进改革难度增大。
二是“台独”、“藏独”、“东突独”等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国际反华势力对其加以扶持利用，反分裂、反恐、反宗教极端主义任务艰巨。
三是中国加速崛起改变了国际与地区格局，引发西方大国不安不满与周边个别国家反弹对抗。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美国竭力维持世界霸权与亚太主导权，中美博弈更加敏感复杂激烈。日本不甘被中国全面赶超，企图摆脱和平宪法掣肘、实现军事大国野心。美日同盟加深、彼此相互利用，导致周边环境的“安全系数”下降，海洋争端加剧。
四是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严重依赖于境外能源资源进口与国际市场需求，经济安全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容易受制于人。
五是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生态环境恶化叠加，重大自然灾害趋于频繁、危害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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