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晒官员财产，能推广吗
并非所有公开尝试，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直接“催生”的。
比如河南周口市的“电视问政”，已试运行了近一年，网友就在近期为其叫好。
“每两周一期，周四晚播出，每次35分钟。”这个时间被不少周口市民牢记。今年1月以来，已有16名市直单位的“一把手”接受这样的“现场直播”。其中，不乏一把手“被问得直冒汗”的情况。
而陕西高陵县的做法告诉人们，电视不只可以用来“问政”，还可以用来“晒房”。
11月11日，高陵县纪委下发通知，全县19名党政“一把手”依次在电视、网络上，面向全县30万人，介绍廉洁自律及配偶子女基本情况。同时，监督投诉热线也被公布，群众可以监督和举报。
“此举完全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何增科表示，“会议中也提出，对新起任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信息公开进行试点”。
早在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首批55名官员进行财产申报试点。
但从阿勒泰到之后陆陆续续试点的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虽然各地具体操作有较大差异，但结果却非常相似——未能继续推广。
对比此次陕西省高陵县推出的新举措，周志忍认为，比此前其他地区的试点有三点进步：“一是公开范围扩大了，包括了官员配偶、子女的信息；二是公开的渠道不一样，通过电视公开述廉，更能引起大家关注；三是影响受众范围也扩大了，不会读报、上网的百姓也可以看到。”
但学者们也指出了电视“晒房”的局限性。
“与国外采用官员填写公用报表的方式相比，电视公开官员的信息是否真实、全面，观众无法核查，老百姓没办法拿着视频去查。”周志忍说。
他建议，老百姓可以申请官员签字的电子版信息材料，这样便于追查、留底。“官员信息公开，如果能统一表格、模板，让老百姓知道，可以通过什么渠道、什么理由去查询，更具实效。”
何增科提出，除了“比较有轰动效应”的电视亮相外，各地还可以尝试其他公开方式，“比如在政府网站或政府公报上公开”。“政务公开如果和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信息公开就有抵触心理，这是人之常情，但也恰恰需要加大力度。”
周志忍还提出，“涉及人数少”也是电视公开官员财产信息的局限性。
他认为，在一个县级单位，具有独立审批权的干部都应该信息公开，“最少也有一两百人”。“而高陵县仅选出19名干部，可能让老百姓认为其他官员有问题，不敢公开信息，这样对增加政府公信力并无好处。”
学者们认为，“电视公开官员财产信息”的方式并不能普遍适用。
肖滨指出：“在有限范围里，通过电视直播的形式，有一定优点，但要推广到地级市等更大范围，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周志忍举例：“一个县级班子，副处级以上干部有20多个，科长、局长人数更多。”
王文章则质疑，电视公开只是“作秀而已”。
“如果没有制度化，就几个官员公布财产的话，那有多少意义？老百姓见多了试点，也很可能不相信。”王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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