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助推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现在正处于结构转换期,这种结构转换是市场内生的,进一步说是需求拉动的。近些年经济结构中地位上升、规模扩张产业,比如通讯业,是市场对手机的需求、对信息网络的需求拉动了这个产业的增长。再比如说快递业,每年百分之四五十的增长率,是市场需求所导致的。政府应该做的是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这种结构转换。建筑业、金融业、服务业等的发展与我国提高城镇化率、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都有密切关系。加快推进这些领域的营改增,可以实现全部产业抵扣链条完整型的行业税负均衡,这会助推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助推就业结构调整。我国营业税应税产业均为就业增长支撑点。总的来看,营业税应税产业就业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制造业。从今后发展趋势来看,就业增长空间仍很大。法国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进行营改增,此间产业结构发生转换,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而且到了70年代末期建筑业就业人员相比50年代还增长了80万人。这说明现在进行的营改增与就业结构转换是关联在一起的,我们要通过这种政策手段来推动就业结构的转换。
第三,助推整体税制改革。任何一个税种的改革都不是孤立的,与整体改革都是扣在一起的。加快推进营改增涉及到整体税制改革所要形成的行业之间税负均衡,只有加快推进营改增才能实现行业之间的税负均衡。行业之间的税负均衡是十八大所说的建立有利于社会公平的税制的重点问题之一。只有加快推进营改增,才能够为整个有增有减的税制改革让出空间。房产税改革、资源税改革、环境税改革属于增税性改革,继续推进营改增就是要与增税性的改革建立一种平衡。
通过财政体制改革维护市场统一,关键是运用好转移支付手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缩小全国各地的投资和消费水平的差距。1994年以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及至2013年已突破4万亿,对平衡各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距起到了奠基性作用。目前中、西部人均财力与东部的差距已大大缩小,部分省份甚至已超过东部省份,如陕西、甘肃已超过广东,再如宁夏、新疆已超过江苏、浙江。今后继续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整合资金、调整结构。
财税改革应确保居民人均收入倍增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届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其中的蕴意有三点:一是中国要把发展放在第一位;二是历时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的财富规模急剧扩张,但增长带来的利益,各阶层享用不均衡。现在有必要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力争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经济增长福利的占有比例;三是在前期基数放大的条件下,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困难加大,因而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激励来确保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具体财政政策可包括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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