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化,超越“私有化”与“国有化”两极思维
那么，这次三中全会要回答哪些经济领域的问题呢？推进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三中全会的重中之重。在经济领域，首要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决议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是说，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这里既要超越传统左派以“国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也要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即人均GDP6000美元的水平。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把自己从中等收入社会提升为高收入社会。但如何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升级版的经济体需要升级版的经济体制来支持，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已经确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还是中国社会的“禁区”，当时人们使用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即“商品经济”。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并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找到了突破口，也引出了此后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产物。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平衡，同时微型企业大量涌现。这种平衡，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也产生了巨大的“改革红利”。但是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恶化。尽管当时中国本身并没有经济危机，但为了防止经济危机冲击中国经济，政府果断推出了一个四万亿的拯救方案。这个方案本身并没有错，但方案的实施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四万亿全部进入国有企业，导致了国企的大扩张。根据上世纪九十年代“抓大”战略的设计，除了自然垄断领域，国家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发展国企，以增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2008年之后，国企扩展到所有可以盈利的领域，大大挤占了民营企业空间。结果，破坏了原先相对平衡的经济结构。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市场的作用则受到巨大的制约，导致了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失衡。一个客观的局面是，中国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争论如何改革国有企业的问题。争论不可避免，但争论越来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反而无益于国企的改革。自由派大力提倡国企的“私有化”，而左派则相反，把国有企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挂钩，相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不过，在争论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之分。从长远看，中国很难回避国有企业的改革。历史上，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中，一旦国有部门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失效，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这次三中全会重新强调市场的主导地位，强调十四大以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用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类型的企业，都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都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生存和发展。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就企业来说，所有权并不是根本，竞争更为重要。
市场化的改革既需要其它经济制度的支持，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制度等，更需要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在这两方面，中国都需要提升制度水平。三中全会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但非国有企业这种理论上的地位需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如果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不能到位，也就是说不能确立中小型民营银行或者国有银行，那么中小型民营企业还是不能得到服务。同样，中国也需要建设数量众多的微型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为微型企业服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到今天仍然没有确立起来。例如，国有企业制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利润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及其员工，但一旦国有企业亏损，那么就会向国家寻求救助。赚了钱，自己分；而亏了钱，就向国家要。国有企业的这种中国特色必须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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