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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传
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上海卷》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和域外汉文小说研究，同时从事都市文化研究，发表有《上海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江南都市文化：历史生成与当代视野》、《在中国，为什么要研究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等有关都市文化研究的论文。
在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上海文化可以说是最为“另类”的一支。这是因为上海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融入异质文化最多的一种文化形态。
这种异质文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二是因商业都会而盛行的商业文化；前者和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有着质的区别，后者和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大相异趣，因而使上海文化形成了和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特点，成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支。
当然，尽管近代上海文化有着上述“另类”特点，但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和母体依然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特别是古代上海文化，更是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早期的吴越文化和后来的江南文化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回顾上海文化的前世今生，不仅是全面了解和研究我国地域文化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思考当代城市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观照点，极具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古代上海文化的历史源流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始源，那么秦以后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江南文化则是上海文化的近源。吴越地区的先民比较强悍。但到明清时代，江南文化已以“柔”为主要特征
上海地处吴越之间。上海古代文化是吴越文化的一部分。吴越在地域上互为近邻，在族属上又同属古越族即“百越”族群，一为句吴，一为于越。他们“同气共俗”、“同俗并土”，有着许多相同和相近的文化特征，因而在中国早期区域文化版图上常常以“吴越文化”并称。
吴越文化的兴盛发端于两国都城的兴建。大约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位后问策于伍子胥：“安君治民，其术奈何？ ”伍子胥回答：“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于是，伍子胥受命“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四十七里”，是为“阖闾大城”。无独有偶。在此后不久，越国国君勾践在吴国服役三年以后回国，首先想到的也是“筑城立郭”。他根据范蠡“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的建议，把都城从山区迁到平原地区，筑“山阴大城”，“周二十七里七十二步”。王国维先生讲：“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都城从来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与文化的集中体现。吴越两国都城的兴建，使吴越文化有了一个集聚的载体和中心，并进而影响和辐射到周边地区。
现在有研究者提出“春申文化”的概念，认为它才是上海文化的源头。其实“春申文化”的代表人物春申君（名黄歇，春申君为其封号）为楚国人，他因封地而与上海结缘。这只能说明，上海所属的吴越地区很早就融入了楚文化的因子。今天上海的很多别称（诸如申、春申等）虽然和这位春申君有关，但春申君在世时，上海岗身以东还未成陆，黄浦江还没有出现。将黄浦江称作黄歇浦、申江、春申江，恐都是后人的附会。因而在中国早期地域文化版图中，并没有形成和吴越文化、楚文化并列的一种叫“春申文化”的独立文化形态。上海文化的源头，还是应以区域所属的吴越文化为宜。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始源，那么秦以后在吴越文化基础上诞生的江南文化则是上海文化的近源。从魏晋时期特别是东晋时期开始，至明清时期，江南文化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期。在这一时期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口迁徙对江南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巨：一是晋室的南迁，二是宋王朝的南渡。
中国自夏朝以后，政治文化中心始终是在黄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之间变动。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在建康（今南京市）建立了东晋王朝。虽然此前三国时期的吴国已在此建都，但那时汉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依然在北方的曹魏政权，所以此次晋室南迁，是第一次把汉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迁至南方。此后的200多年，不管北方政局如何动荡，建康始终是南朝统治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次南迁，大量北方的士族大家迁至江南，所谓“洛京颠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些人有地位、有资财、有文化。他们融入江南后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其中最有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便是永和九年（353年）发生在兰亭的修禊。这次聚会所留下的诗、序、书和聚会本身，不仅定格了江南文化的高度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永恒。
相比于晋室南迁，公元1127年的宋王朝南渡对江南文化的影响更大。本来，经过隋唐和北宋时期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步南移；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市）后，则完成了政治、经济重心的全面南移。此后一直到明清两代，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兴盛，为江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而且作为传统雅文学的诗文也发生了一系列新变；绘画领域流派纷呈，江南音乐特色鲜明，地方戏曲百花争艳；商品经济下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对生活品质的讲究，养成了江南人勤快的生活习性和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江南园林和民居的粉墙黛瓦加上小桥流水，则构成了视觉上最典型的江南意象……古代上海以及它今天所辖的松江、嘉定等地，本身就是江南的重要府县，其文化自然和江南文化表现了高度的同质和一致。
通常认为，吴越地区的先民比较强悍，是个“蛮夷之地”。但到明清时代，江南文化已以“柔”为主要特征，其间嬗变耐人寻味。究其原因，和晋室南迁与宋王朝南渡不无关系：前者带来了中原文化的洗礼，把北方士族好清谈、喜文学的风气带到了江南地区；后者更把从宋王朝开始的尚文传统植入江南，加之宋以后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兴盛和社会的安定，为尚文传统扎根于江南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和温床。因而当年吴越地区的“蛮夷荒凉之邦”，变成了后来江南的“温柔富贵之乡”；吴越先民的“好剑”、“轻死”，也至此变成了江南民风的“尚文”、“竞奢”。这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这个过程进入到近代，又在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从中破茧而出一种新的既植有母体基因、又带有多种异质的文化，即近代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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