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是如何为机会主义所用的

第二，提拔程序要打破自上而下的封闭模式，把提拔变选拔，且必须公开透明。在干部任用方面，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好由官选官还是由民选官这一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⑦我国现在的干部选拔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官选官、大官选小官、老官选新官的自上而下的封闭模式，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系统、科学的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竞争机制。一般来说，干部选拔是由单位的一把手或者常委会来决定提名、考察和任免的，对于领导中意的人选，我们的核查往往流于形式，既没有实事求是地核查，也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一旦出了问题，正如那些被曝光了的破格者一样，处理方法不是辞职就是被免职，而相关的主管部门和领导，通常并没有被严厉地追责，更多只是冠之以“用人失察”来搪塞了事。正因如此，才会常出现一边腐败一边升职、极端破格的现象。对此，刘云山同志在河南调研时指出：“选人用人要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格纪律，按原则办事、按规矩办事，不能有例外、不能搞变通，更不能借‘破格’之名、行谋私之实。”⑧这足以彰显我们党在选人用人方面的严格要求和愿望。但是，要将这一指导思想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现有的一些相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思想指导和愿望的层面上，在干部提拔的程序方面，我们还没有实质性地迈出由“官选官”到由“民选官”的关键一步，即由提拔到选拔的重大过渡。

此外，干部选拔的程序必须做到真正公开透明，而不是形式上的敷衍。据媒体盘点统计：一段时间里被曝光的火箭提拔的18名官员中，其中有5人最终因媒体曝光而被免职或自动辞职，有11人在被媒体深挖的资料中显示其父母或者其他亲属有官职。⑨如此背景，如果不对提拔程序公开，显然难以消除公众对当中是否存在“权力荫蔽”、“提拔不公”等问题的质疑。因而，对所有的破格提拔都应严格坚持标准、履行程序，尤其是对“官二代”、“富二代”的破格提拔，更要严格把关。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也是结果公正的基础和保障。不折不扣地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必须坚持公开透明原则，让公众监督目光能注视干部提拔的每一个环节和程序，让那些以权谋私的机会主义行为无处遁形。同时，上级组织部门对基层干部破格提拔的程序也要进行监督，以防止程序滥用或异化。事实上，也有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提升的，但就是因为选拔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导致对他们的提拔也同样受到群众的猜忌，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制定、完善并切实履行一套操作性强又公开透明的选拔程序，将所有的相关信息公之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消除群众的疑虑，才有利于真正年轻优秀的干部得到提拔和选拔。

第三，要明确且从严执行干部提拔工作中的问责机制。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法》，干部的选拔任用必须严格遵守层层考察和考核程序，现实中之所以能出现这些“火箭提拔”式的官场“奇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还缺乏对违规提拔者的问责。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例如某副县长“神男”徐韬，从其简短的履历表中，我们可见其“进步”看似正常，每一步都无比精确。然而在媒体深挖后得知，在提拔他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过程中，只进行了谈话推荐，既没有进行会议推荐，也没有就破格提拔事项向上级组织部门报告；在通过公开选拔考试提名其为副县长人选的过程中，也未严格履行相关推荐和考察程序。如果干部提拔公权力的相关职能部门能严格按原则办事，把好提拔程序关，不搞例外、变通，就不会出现这样借“破格”之名、行谋私之实的情况。因此，追究“火箭提拔”这类现象不应止于当事人这个层面，还应从严追究“违规提拔”中具体环节监督者的失职、渎职责任。特别是组织部门“要敢担当、敢负责、敢碰硬，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选人用人公道正派、风清气正。对违规违纪用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能姑息迁就”。⑩

健全法制、落实法治是确保公权力之公正行使的重要保障。众所周知，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不容回避、也绝不允许回避的一大隐患。党的十八大将反腐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腐败之根在于吏治，吏治之关键在于健全法制、落实法治。要想改变吏治中“火箭提拔”这类机会主义的乱象，必须从法律着手，构建一个将干部提拔选拔的公权力关进铁笼子的法治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