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公报中法治中国建设和法制发展方面的内容，要放到整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要看到，法制有一个新的使命，就是要对六大建设所有的改革发展提供规范和保障
记者：从公报可以看出，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的重点还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您认为法制建设在整个公报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李林：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最表层的，当然是公报文本中提出要建设法治中国，要把建设法治中国作为我们新历史起点上法制建设的目标。
记者：还有更深一层次的解读？
李林：有。我们理解公报中法治中国建设和法制发展方面的内容，不能仅仅看到它直接提到的那几句话，你还要放到整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要看到，法制有一个新的使命，就是要对六大建设所有的改革发展提供规范和保障。
记者：这个结论是从公报中哪些地方解读出来的？
李林：比如说公报提出要更好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背后，不管你解决什么问题，最后它有一个潜在的逻辑，即政府退出以后，怎么样来保障市场的公平公正和有序，答案就是法制要进入。我们常常说，市场经济实际就是法治经济。要建立进一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要适当退出，法制就要全面的跟进。把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法制框架下厘清。
所以虽然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部分，直接出现“法制”的话语不多，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了改革背后的逻辑包含了非常强烈的法制诉求。
记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法制的确是一条潜在逻辑。我们看到公报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也强调了要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而展开。这是否也意味着，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法制”同样是一条暗线？
李林：是的。依法治国应该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架构，对于这次提出建立一个领导小组和一个委员会等方面，都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公报中明确提出了，我们党要进一步加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段话虽然不是直接在法制建设部分出现，但是放在整个公报来说，可以说贯穿了我党很强烈的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理念，贯穿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大战略思维在里面。
记者：在这方面，“法制”有更具体的体现吗？
李林：今天我们社科院的副院长李培林来所里开会，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他提出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以前的改革都是政策化的改革，而这次是制度化的改革。这意味着，凡是能制度化法律化的都按照这种方式固化下来。
三中全会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在改革本身的设计、推进以及成果的固定上，法制是很重要的途径。改革涉及到宪法法律问题的，都将通过法律的立、改、废等手段来实现，规范化、有序化、制度化，从而使它更加稳妥、更加有序、更加有效地展开。
记者：刚才说了很多，大多是体现法制在这场改革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就我国法制建设本身而言，这次会议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李林：我觉得可以做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的整体战略布局，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新篇章，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深入改革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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