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也不会无限期无条件地简单延续。无论是世界经济变局的偶然和必然也好，还是中国经济“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宿命也罢，中国确实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迎来了新的变局：原先支撑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甚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首先，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落差，对外开放带来了惊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但这种优势现在已开始衰减了。中外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已到达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对话和交流仍然重要，但已经失去了当初振聋发聩的启智作用；科学技术差距缩短了，潜在的竞争威胁使技术和市场封锁的砝码越来越重；资本输入的综合引进作用开始让位于资本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当年10％以下上升到2006年的65％以上，远超美国，今后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成为对外经济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格局的改变已经不可避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总之，对外开放对中国的作用从主要是受益，逐步转向“双刃剑”。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其次，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今后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恐怕变得越来越难了。目前中国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接下来要对能源、资源等相对垄断的领域进行改革，但这些领域的改革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已不只是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是否彻底的问题，弄不好会增加社会大众的分歧，甚或降低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度。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乃至医疗、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同样困难和敏感。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腐败和低效率的弊端屡见不鲜，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必须深入系统思考的重大课题。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阻力。 一方面，在经济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小块土地的分割承包经营的不合理性日益鲜明地显现出来，而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抛荒和农业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离乡不离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经济制度的壁垒，阻滞了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使已经非农化的约1.5亿农民工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过程。这极大地压缩了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内需增量，并导致了畸形的城市发展结构与利益结构。更为严重的是，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的相互博弈，迅速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了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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