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地方竞争的利弊从来是有争议的。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并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最后，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付出了资源、环境和健康的重大代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在所难免。但这种转变本身，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而带来增长的制约。
因此，如何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与技术问题。中国经济未来10年能否延续21世纪头10年的高速增长？未来的10年会不会进入一个低速的或者说中低速的增长时期？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判断，或许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以及其他一切重大战略部署的基础。我们的看法是，尽管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一些矛盾，出现了一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困境”，但并不能就此简单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丧失动力，必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结论。
第一，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赶超型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今未超过5000美元，按购买力评价也不过是7000美元左右。这样的发展水平，在科技发展、商业模式、管理方式方面总体上仍然处于赶超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管理理念仍是中国学习的对象。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是不受科技发展前沿推进缓慢、理念创新达到极限等限制的。赶超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差距就是潜力。
第二，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中国具有13亿人口和广阔的市场，如此巨大的大国经济，其根本优势就是潜在的国内市场。这个潜在市场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地区差异。中国内部既有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的大城市，更有不少人均值还不到1000美元的广大农村。由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是处在同一个社会管理体制下，这种差距恰恰构成了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潜力和动力。
第三，中国具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资本积累优势。从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消费率上涨而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的趋势，导致资本积累速度和规模不断降低，使经济失去持续增长的根基。中国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资本积累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尽管过度依靠投资拉动增长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适度增长，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只要形成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中国仍然可以保持较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驱动力量。
第四，中国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市场化改革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成为推动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有很大的推进空间。特别是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市场，仍然存在过度规制和较严重的扭曲，价格体系还无法反映要素的真实稀缺程度。未来要素市场的改革深化将通过要素价格的调整和市场机制的“回归”，引导和诱致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第五，中国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一方面，中国的“家底儿”更厚实了，不但拥有了更加雄厚的外汇储备，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而且拥有了更加国际化的一流人才队伍，今后可做能做的事情更多了，底气更足了；另一方面，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考验”之后，中国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发展经验更丰富了。这些都是千金不换的宝贵财富，必将内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总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仍然存在，投资中国仍等同于投资未来。如果对此丧失信心，就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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