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来临，怎么办？

　　引入最优贷款利率制度

　　记者：10月25日，人民银行宣布贷款基础利率（Loan Prime Rate，简称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这也是为利率市场化推进作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吧？

　　牛锡明：是的。利率市场化需要尽快建立市场化的贷款定价基准利率。从国际经验来看，为尽快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都引入最优贷款利率制度。Prime Rate是贷款市场化定价的重要基准。美国大多数消费信贷定价与Prime Rate紧密挂钩，日本商业银行贷款的标准利率是短期优惠贷款利率和长期优惠贷款利率，香港银行贷款利率的主要参照利率是Prime Rate，印度2010年引入Base Rate体系。Prime Rate在各国银行贷款定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尽快研究如何在我国引入Prime Rate，着手建立市场化的贷款定价基准利率。

　　对此，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其一是最优贷款利率如何选定。最优惠利率是商业银行向其信用最佳客户提供贷款的利率。在我国，银行青睐的优质客户往往就是大型国有企业，国有控股的背景是重要影响因素，一些经营规范、资信良好的民营企业也较难获得低利率贷款。二是最优贷款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上讲，当贷款利率上下限完全放开且最优贷款利率机制建立后，贷款基准利率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考虑到在初始阶段最优贷款利率可能并不会被普遍接受，以及部分小型银行的定价能力没有及时提高，二者并存一段时间仍有必要。

　　此外，还应发挥好大型银行在市场化定价中的重要引领作用。例如，香港的汇丰、渣打、中银香港三大发钞行发挥定价中枢的作用，各地的大型银行普遍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我国大型银行应成为市场化定价体系的引领者和稳定器，中型银行则应加强重点业务定价管理，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小型银行则应建立市场跟随的定价体系，加强自律管理。

　　进一步优化金融监管，差异化监管，差异化发展

　　记者：过去，利率由主管部门确定，如果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监管应作出怎样的改变？

　　牛锡明：的确，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很重要。我国金融监管部际协调机制已经确立，未来应首先加强和优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一是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考虑建立常设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并强化其权威性，由国务院分管领导出任委员会主席，成员为“一行三会”、财政部、发改委。二是加强信息共享和交流机制的建设。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证明，面对复杂创新和业务交叉，任何一家监管机构单靠自身占有的信息量都远不能满足监管要求。监管机构必须联合建立信息平台，加速信息传递，保证沟通及时畅通。三是理清权责关系和监管协调流程，建立金融监管协调监督和争议解决机制，对监管行为进行监督，有效处理监管争议。四是在我国已经事实上存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情况下，加紧研究、尽快完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减少该类机构的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五是大力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为更好地开展金融监管协调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记者：利率市场化后，是否会出现不良的市场竞争，对这样的情况应如何监督？

　　牛锡明：为防止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建议从监管上引导银行差异化发展，以监管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推动建立差异互补的良性金融生态。对大型银行，应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保持监管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降低大型银行转型期的监管压力，引导其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深入推进综合化经营和国际化经营，建设一批具有良好品牌形象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型银行，应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对精细化、专业化、特色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不良贷款率、存款准备金和业务资格及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鼓励中型银行选择合理的市场定位，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真正实现其自身价值，而不是盲目地随波逐流，追大求全。对小型银行，同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其服务科技型小企业、农村金融、社区银行等在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率、市场准入等方面予以特殊照顾，加快社区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建设，促进地方中小商业银行更加专注于本地社区居民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建议对政策类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实行差别化监管政策。考虑根据不同银行的服务领域或社会价值，对其进行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估，引导金融资源合理投放。如对国家性、政策性和战略性重点项目应降低风险权重和贷款集中度要求，引导其加强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对专门服务于农村地区的银行，可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方式降低其资金成本，保持其市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