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与他的四本书
戴逸先生入世之初，伴随他的是近百年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更。军阀割据，八年抗战，四年内战，直到新中国成立，所有那些现代历史中出现的社会动荡就是戴逸先生一路走来的大背景、大舞台。大难之际，很多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躲避战事，逃亡求生。戴逸先生则没有逃避历史的大趋势，他投入了反饥饿、反独裁的浪潮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戴逸先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从北京东四十条的大院里，可以看到戴逸先生在深夜漫步于灰楼小花园中思索中国近代史的身影；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戴逸先生写过800多篇文章，其中没有一篇是批判文章，先生自始至终保持了一个学者的良心。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在同样的大院里，戴逸先生自己也被卷入到暴风骤雨的批判浪潮中，即便是在雹打春红时，也仍然在读书；七十年代初期，在三九天寒的江西干校喂猪岁月中，他是养猪模范，仍然在读书；九十年代以后，满目繁华，他还是在读书工作；八十六岁高龄之际，面对丧妻之痛，“缘已尽，泪如雨”，他仍然在工作；可以说，无论什么都挡不住他在浩荡史海中究天人之际，探历史真谛的努力。
古往今来，真正的学者学的是做人，是在学问之中磨练自身的质量；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无谓名声与富贵而甘于清贫一世；是将一天做一年，而非将一年当一天。戴逸先生说：如无人品，何谈学问。此应说出了做学问的根本。
戴逸先生在过去的六十年学术生涯中，不断攀越历史学术的高峰。戴逸先生论著甚多，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四本书：
一是《中国近代史稿》，此书是戴逸先生早年成名之作，也是当时教育部指定的全国历史教材。这部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先从思想理论角度写历史的近代史著作，叙述了一个个历史运动，以及运动的产生和失败的原因。二是《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这部著作出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其重要性在于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开创了中国研究清朝边疆史的先河。三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这是戴逸先生研究清朝历史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其重要性在于将清朝历史放在世界历史范围中进行探讨，提出一系列新的历史观念。四是《涓水集》，此书是对于编撰国家大型清史工程的描述，其中阐述了整个工程涓涓细水演为滔滔洪流的具体细节，也包括了对清朝历史发展过程的精辟分析。我认为，这四部书是戴逸先生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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