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手迹
编者
于光远先生走了。这位“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何祚庥语），养成了“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习惯，其一生著述多达数千万言。他的去世，于学界，永远少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于本刊，则痛失一位不可多得的作者。于老生前曾多次接受本刊的约稿，他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中，既有宏篇大论，如《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时代》等，又有短小精悍的学术随笔，如《笑话的力量》等，还有颇有新意的《我正在研究“生长老病死”问题》等。从他的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管窥其研究领域之广阔，其学术见解之深刻，其治学精神之严谨。
前不久，我的恩师于光远先生走完了98年人生之路。作为他的第一届哲学研究生，我撰此拙作，不只寄托思念，还借此呼吁社会，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当今世界，正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如何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是实现中国梦过程中需要更加重视的现实课题。在我的心目中，于光远先生可谓复合型人才的楷模。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于光远先生被学界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主要是基于他“学识渊博，学贯‘两科’”（龚育之语）。他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生态学、辞书学及休闲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他一生笔耕不已，留下三千多万字的近百部著述。其实，他不只是个学者，还是个坚定的革命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于光远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同班。他对物理学研究很有天赋与功底，其导师周培源于1936年赴美，曾带有几篇学术论文，请爱因斯坦过目指正。其中一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就为于光远所著。若那时他去美国，肯定后来也能成一位大物理学家。但当时日本已入侵华北，为了救亡图存，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一·二九”运动，又加入中共，转赴延安，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关注政治经济学与自然辩证法，他将恩格斯德文版《自然辩证法》翻译成了中文。新中国成立后，他主编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成为广泛使用的教科书。
我作于光远先生的研究生时曾听他讲过：有次日本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访华，他约钱三强陪坂田昌一在颐和园游湖。他对日本友人说，当年大学毕业时，他同钱三强约定，一个出国深造物理学，回来搞建设；一个去延安参加革命，创建新中国。如今果然异途同归，一起建设祖国。这令日本科学家无比敬重，钦佩不已。我想，这也许就是当年中国青年的理想与担当。
“文革”中，于光远先生虽然受到严重冲击，却从不放弃研究。当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他又被吸纳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为政治写作班子负责人之一。“文革”结束后，他直接参与真理大讨论，参与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重要文件的起草。1988年，他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成为当时十大经济名著之一。1992年，他写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引领理论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风气之先。
于光远先生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他不断提出新课题、新点子，开拓新领域、新行业，倡导成立各种学术团体。记得多年前，他因患上癌症住院，我去看望他时，感觉他的病房简直就是个“社会沙龙”，每天各式人物来访不断。他仍思如泉涌，各种点子、主意、观点，信手拈来。其思绪之活跃，兴趣之盎然，哪像个重病的老人？！可能正是由于他身上的这种力量，使他战胜了癌症。
于光远先生自称是个“杂家”。实际上他是个全方位的大杂家，也即当今所倡导的复合型人才。我从他身上总结出五个“贯通”：一贯通文理。中国大学文理分科森严，甚至从高中就开始。其实真理、知识、智慧是不分文理的。我在北大读了六年制生物系，毕业后又转到哲学系读他的哲学研究生三年，才渐渐消除文理的界限。惟有如此，才能使知识融会贯通。二贯通东西。人类有史以来几千年中形成的东西方两大文化，各有其优缺点。我们惟有贯通东西两种文化，知此知彼，才能融合再创新。三贯通古今。当今世界，是人类近几千年文明史的延续与发展。不懂昨天，岂知今日。我们惟有通今博古，古为今用，才能由古到今，弄清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把握未来。四贯通知行。有些学者常脱离实际，知多行少，不接触群众，不参与实践。有些实干家，不爱学习理论，单凭自我经验，实践中充满盲目性。惟有贯通知行，将理论联系实践，实践依仗理论指导，才能发挥聪明才智。五贯通天人。人是从大自然中走来的，也将再度回归大自然中去。惟有贯通天人，才能正视生死，泰然处之。可以说，于光远先生就是这五个“贯通”的成功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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