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思索的思想家
我是1962年在北大生物系毕业后，考上于光远先生哲学系研究生的。他指导研究生，并不靠课堂教学，而是同学生一起聊天。在互相交流中，传递思想，启发灵感，指点迷津，举一反三，由研究生自己再去选课、读书、领悟、反思、总结。
在教学中，于光远先生特别重视Idea,尤其New Idea(新想法、新点子)。记得有一次他对大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标点符号中的问号是怎么来的？我们仅知道古汉语文章中，本无标点符号，而是五四运动推广白话文时才从西方引进英语中的标点符号，问号则为“？”。他考证这“？”是英语Question(问题)的第一个大写字母Q，由它延伸演变而成“？”的。他重点强调“？”如一把钩子，你脑中要不断出现问号，问号越多，钩子越多，就能钩来更多知识和学问。一个人若墨守成规，人云亦云，不善思考，不敢怀疑，就出不来问号，少了钩子，学问就少了，也出不了New Idea。
于光远先生把问号比作钩子，对我们很有启发，凡事皆应问个为什么。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那个真理被权威垄断的年代，善于独立思考，凡事问个为什么，却是十分危险的。不过，他还是敢于思考，鼓励思考的。记得八届十中全会后，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有一次，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学习《反杜林论》心得。我着重谈了对恩格斯关于“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段话的理解，并提出了我们认识问题往往从原则出发，而不从现实出发，把原则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当时就有人反驳说：我们分析社会问题，难道可以不以阶级斗争原则为出发点吗？这一质疑，在那种年代的环境下，无疑相当凝重，使我感到压力与紧张。但我发现，于光远先生却不以为然，他为我解围地笑笑说：“允许思考，可以去想”。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徘徊。直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后，人们才承认一切原则只有在其经过实践检验后才能确定是否是真理性认识。
作为一个思想家，于光远先生总是尽量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自由。这一点，令我受用终身。思想永远属于自己，可自由驰骋；宁可沉默，也不说违心的假话。正因为他具有这种思想家的品格、勇气及智慧，所以才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许多顺应时代潮流的观点，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永远乐观的“大玩家”
于光远先生经常谈笑风生，总是其乐融融。“文革”初起，中宣部首当其冲，在“砸烂阎王殿”中，他被当做“判官”遭到批斗。但听说他每遭批斗后，吃饭时总是多吃一个馒头，以补充体力消耗。一般人挨斗，身心受挫，有的痛不欲生，他却总是乐呵呵的，反而吃得更香。由此可见其胸怀坦荡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使晚年他患上了可怕的癌症，也坦然笑对，后来竟然转危为安。
于光远先生自称是个“大玩家”，患病时自己给自己写悼词，并说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一行字：“大玩家于光远走了”。确实，他很爱享受生活的快乐。他力主开创休闲经济学，发展休闲产业，并组织人写了一套休闲学丛书。年老后，他还收集各种玩具，写过《儿童玩具小论》及《玩具大纲》等。他80多岁学电脑，86岁自建个人网站。每年外出讲学、咨询不停，走不动了，仍以轮椅代步走天下。直到95岁后，他才逐渐不爱讲话，慢慢安静下来。我曾听他说过，只有失去生活情趣了，人生才渐渐走向终点。诚然，随着近年来生活情趣的递减、消失，他逐渐告别了丰富多彩的人生。
于光远先生虽然走了，他的思想、著作、人品、风范，以及他复合型人才的成长道路，却是一笔宝贵的社会遗产，值得传承下去。尤其是他作为复合型人才的楷模，很值得中国教育界研究。我们的学校，如何才能培养杰出的复合型人才？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于光远先生的人生轨迹中寻找到某种答案。
(朱相远 作者为全国人大原常委、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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