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等问题，而且还对怎样戒除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改进作风，重点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邓小平认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因此，“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1979年11月，他指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1980年1月，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1986年1月，他又要求：“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他认为，只有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率先垂范，言出必行，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党风建设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严肃纪律，从严治党。邓小平认为，改进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必须落实到对不正之风的严肃处理上，落实到改进工作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上。1978年12月，他说：“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1979年11月，他针对准备下发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指出：“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对于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他多次指示：“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严肃党纪不可避免会触及一些高级干部、名人和他们的子女后代，这就要有敢于碰硬的决心。对此，邓小平1986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时期，中央严肃查处了一些领导干部严重官僚主义的案件，在党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加强制度，规范行为。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制度对改进党风的根本保障作用，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说：“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央及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等重要制度，为加强和改进党风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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