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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枫:如何看待中苏论战与“九评”问题

2013年10月29日08:26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如何看待中苏论战与“九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其中在1963年至1964年论战高潮期间,我们党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史称“九评”。今天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已过去半个世纪的这一大事件,最要紧的是先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邓小平采用一种朴素地叫作“回头看”的方法,即以实践的检验为依据,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运用今天发展了的观点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当年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邓小平以这种方法,深刻总结了这场论战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党处理相关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苏联1991年“8 19事件”后,苏共在几天时间内就彻底崩溃了。国内不少人出于义愤,要求公开刊文批判戈尔巴乔夫,认为“九评”是正确的,强烈要求肯定“九评”。当时党中央要求中联部尽快就此拿出意见和看法。笔者时任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国际共运和理论研究工作,直接参与了相关报告的起草工作。中联部当时就是以邓小平新时期的这些思想和原则为指导,以《关于如何看待“九评”和国际共运大论战问题》为主题,直接向中央领导报送了报告。这份报告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们反对“老子党”是对的,但不能肯定“九评”,决不能再搞意识形态争论。随后中央迅速采纳了中联部的意见。当年中联部提出这些看法和意见的主要根据和考虑是什么呢?现据相关同志的回忆和个人的理解做些阐明。

  反对“老子党”,“我们是反对得对了”

  邓小平在如何对待这场“大论战”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即“九评”所争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这类问题。邓小平认为,在前一问题上我们是对的;在后一问题,即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今后不能再搞了。

  必须充分肯定反对苏共大党、大国沙文主义是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对国际共运独立自主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苏共推行“老子党”“指挥棒”,仍想控制中国,后又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还出言不逊,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1989年 5月 16日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谈中强调,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但他同时又指出,“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很显然,邓小平是将“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与“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严格区别开来的。

  在反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人们透过当年毛泽东气吞山河的激烈言词,看到的是他在外来欺负面前,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主义气概,这是值得肯定和自豪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要对意识形态争论本身持肯定态度。

  意识形态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虽然上世纪60年代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苏间的意识形态争论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应当说压根就不该搞,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是新时期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这体现在:

  就意识形态争论的性质而言,邓小平认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既然对世界的变化没有搞清楚,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就很难说那场论战的性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了。所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强调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彻底否定了“论战”这种方式,提出了今后“不搞争论”的重要原则。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他强调:“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这就从实践和理论的高度,彻底否定了以“论战”形式解决党际间分歧的正当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党在大论战中的“真正错误”在于“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谈到“九评”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邓小平这一谈话非常透彻和彻底,意思是说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错了,因而是带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这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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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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