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对外工作早已否定了论战的“反修”性质
我们党曾经同世界上89个共产党有党际交往关系，“大论战”中将大多数党视为“修正主义的党”而与之断绝交往，到“文革”结束时剩下不足10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对外工作通过拨乱反正，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包括“大论战”时期的“左”的错误。1977年我党决定邀请南斯拉夫铁托访华，恢复两党关系，称铁托为“同志”。随后华国锋回访，考察团组去南考察。接着将国外大批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党改叫“老党”并逐渐恢复党际关系。20世纪80年代改变“一条线”战略，我们认为东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恢复党的关系，直至1989年5月中苏两大党也通过高层会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互称“同志”。这一切表明，我们党对外的实际工作，早已抛弃了大论战的错误做法和“九评”中的错误结论，不再把当年那场论战视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了。
新历史条件下不能肯定“九评”，但它并非一无是处
邓小平早就指出，“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我们对国际共运的政策是“左”的，大论战总的指导思想也是“左”的，“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总体而言我们不能肯定“九评”。
肯定“九评”会动摇我党否定“文革”的正确结论，不利于党内思想统一和安定团结。我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指出，在中苏论战等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日益深入到党内。由于在论战中对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做出了一些“左”的错误判断，再用这些判断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由批国外的赫鲁晓夫发展到“揪中国的赫鲁晓夫”，从而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在“文革”中许多当作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来批判的东西，其中有的直接来自“九评”的一些结论，有的是从这些结论推衍出来的。因此肯定“九评”，就会动摇我党否定“文革”的正确结论，不利于党内思想统一和安定团结。
肯定“九评”不利于坚持改革开放，与党的基本路线相背离。“九评”对苏联和南斯拉夫当时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把企业要注重利润，向国外学习管理经验，向国外贷款和取得援助，经理“控制”企业，企业间可以竞争，允许私人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存在，等等，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九评”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任何改革开放。如果肯定“九评”的上述观点并进行争论，就会不利于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可能引起思想混乱。这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是相背离的。
肯定“九评”与当前国际形势相悖，不符合我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九评”是在当时国内外特定的环境中写成的，已不符合当前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形势，许多思想和观点是与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相左的。“九评”所强调的是战争不可避免，似乎世界大战很快就会打起来，这是不符合当今时代主题和目前国际形势的。“九评”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等，也是不符合我们现行的对外政策的。若肯定“九评”，同我国家关系要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际关系要遵循“四项原则”都是不相符合的。
当然，所谓不能肯定“九评”是就整体而言的，并不是说“九评”一无是处。“九评”批判苏联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要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仍然是对的，至今具有积极意义。“九评” 批判赫鲁晓夫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批判他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强调要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等观点，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但问题在于，当时论战总的指导思想是“左”的，是站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去批判“修正主义”的，所以即使是正确的观点也不能同我们今天的认识相提并论。
对外不搞争论，但对内必须“划清思想界线”
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给苏联东欧带来了灾难，而且给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冲击。我们如果听任不管，会直接影响和威胁中国。我们如果要管，却又管不了，因为如何改革这是苏联的内政问题。报告根据邓小平思想采取内外有别的做法，终于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对外要遵守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不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不能再像“九评”时期那样开展对戈尔巴乔夫的批判，再搞意识形态争论。早在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曾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但是对外不搞公开论战，决不等于我们赞成或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做法，更不等于中国的改革要仿效苏联，而是恰好相反，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必须同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路线划清界线。邓小平强调，“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红旗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他强调：对内要教育党员和人民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要认真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警惕和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与此同时又不要因此而干扰和动摇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尽快使中国发展起来。
对外不再像当年发表“九评”文章那样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避免了上世纪60年代的“大论战”的重演。对内与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划清界线，避免了苏联东欧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样就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苏联东欧发生了“大挫折”，但在中国却开创了“新局面”。国际媒体普遍评论说，邓小平“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
中联部的这份报告在苏联“8·19事件”后不足一个月的9月17日就上报给中央了，不久就获得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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