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应促进不同文化资源的共生共融

以制造业为核心，圈地造城，大规模拆迁改造，这是传统城镇化建设的普遍模式，由此也带来了几个方面的后果。第一，城镇发展模式单一，资源、环境压力大，缺乏新产业支撑和发展动力，“千城一病”，“空壳化”严重。第二，城镇形象雷同，缺乏个性风格和文化品位，“千城一面”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一大败笔。第三，农民职业身份转变难以实现，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没有解决，“人的城镇化”成为我国城镇化推进的最大难题。第四，对传统文化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摧毁性破坏。旧城被拆毁，村庄荒芜甚至大规模消逝，传统文化资源大面积流失。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两个严峻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如何才能避开以上这些陷阱？城镇化建设一定要以传统文化资源的被破坏乃至消失为代价吗？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答案也是一致的。事实上，促成城镇化与文化资源的良性互动，在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促进各种不同文化资源的共存、共生，实现不同文化资源的共融、共荣，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正是走出传统城镇化困境的一个重要选择。

在一定意义上说，城镇化是一个城乡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不单单是空间的、地理的融合，也不单单是经济的、社会的融合，更是城乡各种资源包括文化资源的融合，城镇化就是一个资源汇聚、资源融合、资源创新的过程。知识经济时代，文化资源与城镇化关系的良好呈现，应当是一种双向互动、相得益彰的局面。一方面，在传统城镇化模式举步维艰之际，文化资源凸显出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引领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特别是在特色城镇建设和就地城镇化方面，发挥着无可取代的引导和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只要合理有效地集聚、融汇和利用文化资源，城镇本身就是各种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创新、延续的重要物质载体，就是涵育各种新文化资源的活性生态环境。

具体地说，新型城镇化在促进不同文化资源的共生共融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彰显地方特色，在各地文化传统基础上建设特色城镇。充分利用当地固有的文化资源，从城镇发展规划包括空间布局和内容规划方面入手，以文化来引导城镇发展，突出城镇特色，树立城镇形象，提升城镇功能，推进特色城镇建设，这应当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这其中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尊重、保护而不能违背当地的文化传统，或破坏当地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中，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族和宗教文化传统。比如，一些由内地援建的西藏城市，就是把内地的城市直接“克隆”到西藏，而置西藏悠久的文化传统于不顾，以至于不少人万里迢迢跑到西藏却感受不到藏族文化的风情韵味。另外，许多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城镇化过程中应当加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进一步保护并发扬光大。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有363万多个自然村落，到2010年减少到271万多个，10年时间减少了92万个，相当于每天有100个自然村落消失。村庄不仅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共同体，还是厚重的文化载体，它承载着数千年农业文明的智慧，承载着千姿百态、积淀深厚的乡村文化资源。许多乡村在被划入“城镇化”的圈子后，“被征地”、“被上楼”的村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回望一眼，那些世世代代生活的古宅子、古村落就已经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化为废墟。这样的情景在各地城镇化过程中日复一日地重演着，令人扼腕叹息。

第二，要立足“地利”，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以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实现，破解传统城镇化建设中“城镇空壳化”和“人的城镇化”的双重难题，提高城镇化质量。一方面，各地民众是地方文化资源的传承者、守护者，同时也应当成为城镇化建设的参与者、城镇化发展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就地城镇化是相对较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不仅成本低，也是解决农民进城难、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有效途径。因而，新型城镇化应摈弃或改变以制造业为核心动力甚至唯一动力的传统模式，促进地方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利用，比如通过“一镇一品”等特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利用，推动农业经济向文化经济转型，为城镇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应当充分考虑当地民众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消化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增加当地民众收入，带动当地民众就业，解决“农民上楼”后的困境，就地实现农民职业的转换，促进就地城镇化的真正实现。对于中西部地区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这些地区属于生态涵养区，不适合发展传统工业经济，但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丰富，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以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推动就地城镇化，是这些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和理性的选择。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