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热潮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在您主导下民建中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您能否回溯一下您提出“一号提案”的缘起和经过？
成思危：我多年在化工研究院工作，从专题组组长到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到化工部科技局主管无机专业的研究开发。我一直有一个感受，总觉得科技成果转化起来非常困难。报告论文可以写一堆，但是真正要应用，就有很多困难。全国一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仅有20％转化成产品，而建厂生产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5％。
1981到1984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生院开始做访问学者，后来念MBA。当我接触到风险投资时，就觉得这个理念很好。它是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它尽快地商品化。所以，当时我就选修了一些这方面的课程。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在化工部科技局任总工程师。为了改革科技局的工作，我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把科技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行使政府职能，搞科技管理，另一部分面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成立开发部、市场部、信息部、技术服务部等等，得到了领导上的支持并开始实施。
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生院院长邀请我去做风险投资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研究。我去工作了三个月，完成了这个课题。回来后我就给化工部领导提了个在化工系统试行风险投资的建议。当时大家对风险投资不大了解，各方面条件也不成熟。当时，我国既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产权交易，所以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当然，我做的风险投资研究也就无用武之地，甚至连原来的改革也因为阻力太大而夭折了。但是我并没有泄气，有机会我还是要讲。
我在中南海业余大学讲授管理课程时也讲一些风险分析与决策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广播电视大学讲授《化学工程》中的技术经济评价课程时，就采用了我关于风险投资研究的一些内容。这可以说是我在风险投资方面所做的早期工作。当时我在全国政协遇到一些老科学家，他们对风险投资也很感兴趣。我们也共同支持过一些国内风险投资的先行者，像当时的北京峰森技术公司，我和王大珩、师昌绪、杨嘉犀等一些老前辈都给他们当过顾问。1996年，我在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参加科技成果转化高级研讨班学习时，写出了《科技成果转化呼唤风险投资》一文，此后又在《科技日报》上主办了风险投资专题征文活动，得到了热烈响应。这些都可以算是我推行风险投资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我还主持了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等科研项目，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
第二个阶段应该是从1997年开始。当时我已离开化工部，到民建中央担任主席。 1997年9月，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我主持召开了一次以风险投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规模虽不到100人，但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来参加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了。我把研讨会的意见和自己的思考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民建中央的一个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这个提案提交给了1998年3月举办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被列为“一号提案”。
中国经济时报：“一号提案”提出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热潮。何以如此？
成思危：“一号提案”提出以后，风险投资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因为，当时有大量的科技成果等着转化。而且，当时我国已经走出了短缺经济状态，国家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需要新产品，金融界需要新的投资工具，学者对新的理念感兴趣，新闻媒体也对这个新事物很敏感。总而言之，时机到了，“一号提案”起了点火的作用，把风险投资的热潮掀起来了。应该说，从1997年到2001年，是中国风险投资蓬勃兴起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我国约有各类内资风险投资公司约160家，号称拥有资金约180亿元，实际投入约30亿元。另有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约150家，境外风险投资的投入约3亿美元。
中国经济时报：风险投资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何在？您如何评价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现状？
成思危：风险投资至少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因为大量的科技成果转化不可能都让政府出钱支持，没有抵押或担保，银行也不肯贷款，科学家自己又出不起那么多钱。而风险投资的做法是成功了大家分享盈利，失败了大家分担损失。第二是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例如创办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类企业，由于风险相当大，融资相当困难，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第三是开辟民间投资的新渠道。国内现在投资的方式还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把钱存银行，股市规模也不大，风险投资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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