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内地，是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
中国经济时报：1951年7月，您孑然一身从香港赴内地发展。可以说，这一决定影响了您的一生。可那时您才16岁，哪来那么大的觉悟和勇气呢？
成思危：你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可能不容易懂得那个大时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货币每天贬值，加上美国大兵性侵北大女学生事件，人们对国民党政权早已心存不满。1948年底，我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就读于左派学校，深受巴金、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影响，后来我就秘密参加了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我开始接触到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对我影响很大。我也读过《社会发展简史》、《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的政治启蒙书。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到新中国一成立，我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可以追求国富民强了，就决定回到内地来。这也可以说是我把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吧。
正好当时广州需要大量的干部。因为广州是四野解放的，而四野指战员大多是北方人，懂广东话的干部奇缺，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从香港动员一批党团员回去工作。当时组织上找我谈，我也没二话，说愿意去。其实不单我，当时的香港，有很多年轻人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充满憧憬。离开家庭，拥抱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当时香港的进步学生中可以说是一种潮流。
中国经济时报：父母当时对您返回内地持何态度？
成思危：我当时和母亲说想回内地读书，她很不赞成，希望父亲能阻止我。但父亲向来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专业选择以及婚姻，所以并没有阻止我。从而使我有机会在夏日的一个早晨悄悄地离开了家。
中国经济时报：您妹妹成嘉玲女士曾说，“文革”期间，母亲因为思念你，曾给你写了几百封家书。
成思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可我当时只收到一封，信中母亲提及“家人已不在香港”，我想他们应该已辗转到了台湾，但我无法回信。没想到那一别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永为憾事。但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回内地，因为忠孝不能两全。
“文革”期间，我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
中国经济时报：从香港回到内地后，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成思危：我到广州后，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船民中工作了一年。解放前，船民叫“疍民”，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受欺压，是不准穿鞋上岸的。我在船上和船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说实在的，我确实是上了个“社会大学”，才知道中国社会底层的情况，知道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我看到中国还有这么多穷人，这么多受过压迫的人，尽管解放了，他们的生活当时还是很困难的。所以，也可以说那一年在“社会大学”的求学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终身受用。1952年，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我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学习，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华东化工学院。1956年，我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化工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58年至1973年我在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后改名为天津化工研究院）先后任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
在这期间，我负责进行了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我还翻译出版了《硼和硼砂及硼肥制造》、《硼酸盐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无机盐译文集 （硼专辑）》等，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中国经济时报：您是忍受着和父母分离的痛苦，心怀报国志向来内地的，但在文革期间您却被扣上了“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帽子。当时，有没有觉得委屈？您是如何度过这些阴暗的日子的？
成思危：“文革”期间，我由于“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扣上了 “特嫌”的帽子，也被免掉了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只能从事一般科研工作。那个时候我确实很迷茫，也很委屈。我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作了很大的牺牲，怎么竟然得到这样一种待遇？但我也告诫自己，一个人在逆境里绝对不能沉沦。
这段时间，我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但我不愿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自学了锅炉学等书籍，自学了日、德、法三门外语，还巩固和温习了英语和俄语。直到1972年，美国华人“保钓”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小妹妹成露西也随代表团来了。周总理见到我妹妹以后，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问你父亲好，第二句话就是“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就是周总理的这句话，才使我摘掉了“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特嫌”也因为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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