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汉宁：论人民民主的中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探索与实践

早在井冈山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四军就在连、营、团各级成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有表达意见的平台。毛泽东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败，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抗日与民主建设结合起来，毛泽东说：“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因此，在根据地广泛实行“三三制”（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中共能否找到一条新路，避免陷入“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页）在这里，毛泽东揭示了即将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制度，用民主的办法治理国家，用民主的办法监督公权力。

随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人民民主的政权与制度；1954年，毛泽东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参与讨论，参与总人数达1.5亿之多，占当年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并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从体制上构建了上下左右、各个层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平台，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幸福生活。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的民主权利，高度重视人民对党员干部的民主监督，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群众运动，其中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官僚主义、反贪污腐化。甚至不惜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方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出发点是好的，其教训却是惨痛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重视人民民主的制度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更加注重从体制机制上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比如城乡基层的民主自治，比如全国各地广泛探索和推行的听证会、民主恳谈会、议事会、电子政务、电视问政、工资集体协商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主形式推生了新的法律法规，确立了重大民生政策，推动了党政机关作风转变，进一步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人民民主的中国道路，从机理和制度层面看，可以归纳为“两个体现”、“三位一体”、“四项制度”。

“两个体现”是指：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体现用民主的方法有效治理国家。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看，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不分种族，不分城乡，人民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仅从“一人一票”的选举看，英国从1831年只有4.4%的成年人有选举权，到1948年才实现“一人一票”，用了117年；美国从1789年费城立宪到1965年通过《民权法案》，美国黑人等少数族群才真正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花了171年；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几次反复，用了80年才建立共和政体。从运用民主的方法有效治理国家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中国百年屈辱历史，国家经受了来自西方封锁围堵和渗透分化等挑战和考验，总体保持了稳定。社会生产保持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原有基础相当而选择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相比，与一些被推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有效治理国家方面体现出明显优势。

“三位一体”是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核心，人民当家作主是目标，依法治国是保障。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不是竞选的工具，而是领导核心。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友党关系，不是竞争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初期有过多党竞争制度的不成功实践，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到1914年1月国会解散，各种新成立的党会达682个之多。著名女作家冰心在《北京社会之面面观》中写道：人们“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后来蒋介石主导下的国民党一党独裁体制也宣告破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人民民主为追求，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致力于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中发挥着先锋队和领导核心的作用。二战以来，西方政党制度或者说多党制向发展中国家移植不太成功的实践，反过来可以印证中国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多党制破坏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稳定，并没有明显地改变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态，这些国家依然腐败丛生。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在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不存在稳定的多党制。即使在西方，一些大党也面临党员人数下降、政治参与热情不高、政治主张趋同的组织危机、认同危机和辨识危机。

当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重视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内容和形式，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四大制度”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本政治制度，后面三项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人民民主在各个层面得到体现。比如，人民代表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议员，人民代表工作和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保持天然的、紧密的联系，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了解很深入，对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盼很清楚、很直接，他们是真正的民意代表。在地位、权利方面与人民群众完全平等。西方议会有上院、下院之分，其历史渊源可追索到古罗马的混合政体，也就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混合，上院是元老院、贵族院，下院或者众议院有社会人士参加，名义上代表民众，实际上做样子的。现在西方的议会席位是党派竞争的对象。

除上述之外，还有一系列推进人民民主的方法和原则，包括民主制度、民主作风、民主方法、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乃至民主生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