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敏：改革的目标是获取最大经济社会发展收益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胡敏 （资料图）

人民网北京10月23日电 （万鹏）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我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重大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有利益调整就会存在改革成本，如何认识改革的成本与风险，改革的目标在哪里？近日，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胡敏在接受本网记者专访时指出，对正处在转型升级的中国来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担当改革的成本和风险，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收益，要始终尊重人民的选择。

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担当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记　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个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付出了哪些成本？

胡 敏：与改革开放35年前不同，那时的改革，因为从一张白纸开始，改革会让各阶层普遍受益。但到了今天，我国多层次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任何一项改革将不再可能让各方得益，一部分人所获就有可能造成另一部分人所失。可以说，改革形势的复杂性便前所未有。习主席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指出了当前改革的全方位和广覆盖的特性。其背后还隐含一层意思，即对正处在转型升级的中国来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担当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改革是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重新设计，为达到一定目标所采取的政策举措或者制度安排。为落实这样的政策和推行新的制度，需要投入必要的资源、资本，产生一定的利益转换。这就是改革成本。

在研究改革成本中，过去一些学者曾把改革成本分解为实施成本、摩擦成本和适应成本。实施成本指的是实施改革而投入的资源，摩擦成本指的是利益集团反对和抵触改革造成的损失，适应成本指的是新体制确立后为适应新体制而付出的努力。不管哪种成本，都表明改革是有代价的。

纵观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这几类改革成本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支付的比重有所不同，但更多的情况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推进农村联产承包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本质上是还“地”于农民，期间付出的主要是实施成本。要将计划经济时代统制经济下的土地进行切块分割，国家要将土地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进行部分让渡。后来，为了保持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加快粮食生产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国家还要不断减免税收，增加各种农业补贴，让利于农民。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企业改革也是如此，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承包制到股份制改革，上缴国家的利税进行了分流，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让企业和职工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国家其实是支付了一定的税利代价。90年代后的国有经济改革，打破铁饭碗，推进“4050”人员转岗待业，也是牺牲了国有经济职工的一部分利益，让民营经济更快成长起来。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门的日益打开，“三资”企业在沿海地区风起云涌，政府以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使用成本来招商引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利用了比较优势和市场空间换取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甘守较长时间停留在产业链低端，并付出必要的资源代价，得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培育和壮大。

还有，我国90年代末加入WTO以后，我们面对开放的国际市场竞争，需要改变一系列贸易规则去学习和适应世界市场，需要花大量外汇培养国际贸易和金融人才，来应对开放性经济。所谓以开放倒逼改革，就是要不断增加适应性成本。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成熟度的提升特别是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前30余年改革付出的必要成本最终换来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今非昔比。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形态变得日益多元、多样和多变，社会层级、区域差距、利益分割问题十分明显，事实上近年来形成的权贵资本和日益固化的利益阶层，又会阻碍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当今的改革，我们不再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摩擦成本将成为下一轮改革需要更多付出的主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