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实施成本投入将更大
记 者：当前，理论界经常提出新一轮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设计安排好由谁来支付或者承担改革的成本。您认为，未来的改革成本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谁在支付、谁来支付呢？
胡 敏：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改革主导者首先采取的改革思路主要是“以增量带存量”“以局部试点推开全面”。比如，当年的价格双轨制和部分所有制改革，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激活了外围市场的力量。其中，谁是得利者呢？是一部分改革先锋，包括那些敢于打破旧体制而“闯关”的企业家、敢于放弃体制内福利“勇于下海”的一批行政官员。当然这类企业精英，不论后来是否成功实现角色转换，但他们当时是个人承担了牺牲官阶晋升、体制内福利保障而自愿支付了改革成本。
后来的改革思路是“以开放促进改革”，包括先期进行的“经济特区试点”。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和内地知识分子精英，沿海城市经济越来越繁荣，但区域经济差距也越来越大。事实上，这是以中西部的资源发展潜能支持了东部经济的发展，是由内地承担了全国经济总量快进的发展成本。
进入新的世纪后，改革的思路和取向逐步转向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并着力推进城市重工业化进程。这个时期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越加明显，新的城乡“剪刀差”日益表现在农村土地被扩张的城市所侵蚀。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又将产业资本吸附到金融资本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加快资金周转和提升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事实上又在“掏空”实体经济的骨髓。就此看，是农村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支付城市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本。
凡此种种，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喜人的一面的同时，也必须看清其背后存在的大量新旧体制之间、既得利益区域、阶层与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区域之间始终存在的损益博弈。当然，还有一类看不见的成本，如资源的过度浪费、环境的过度破坏、资产价格的泡沫、贪污腐败的猖獗，社会矛盾的激化，等等，我们已经为此付出太多，这些成本其实已由全体人民来承担了。
新一轮改革，指向的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可以想见，未来改革的实施成本投入将更大，摩擦成本支付将更尖锐、适应成本支撑将更迫切。但可以肯定的是，过去30多年改革的总体收益大于成本的普惠性改革在今后不会再出现，对一部分人来说，很可能还是绝对负收益；而且下一阶段的改革将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全面、全方位改革，这些改革都要支付很大成本。谁在支付、谁来支付呢？问题可能要留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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