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 公方彬 邹广文
■为什么说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引导力，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黄苇町：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与我们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分不开的。世纪之交时，国际情势对我们总体上是友善或有利的。我国刚加入世贸组织，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庞大的出口市场，一些西方国家也希望通过在经济上给一些甜头，引导我国和世界“全面接轨”，包括在社会政治制度上最终也能和他们“接轨”。后来发现这是一厢情愿。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国际经济形势逆转，他们更把中国的成功视为对西方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威胁，打压的力度明显加大。除了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和在外部能源资源的获取上遏制我国，在南海问题上围堵牵制我国之外，他们还进一步加强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渗透，即更加注重运用“软实力”、“巧实力”对我国发动“软战争”。例如美国一国就控制了全世界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超过30万小时。电视媒体覆盖面广，新闻传播速度快，意识形态影响力非常强。所以《华盛顿邮报》宣称：“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他们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的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四信”，即信仰、信念、信心、信任。四信动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也就倒了。对此，我们是丝毫不能放松警觉的。
在国内，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国人，社会各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认同度不断提高，中国梦成为思想精神领域最强劲的主旋律。但在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相互叠加、集中呈现，各种社会思潮也竞相登场。还有些文艺作品格调低下，有些新闻媒体趣味低下，热衷于宣传“郎财女貌”，热炒所谓“富豪相亲”，鼓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宣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至极端个人主义。还有的以所谓“客观”为名，热衷于“揭露”、追逐负面新闻，并肆意放大，把国内形势说得一片漆黑。而当前最突出的有两种思潮。一种是把西方的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鼓吹中国只有接受这些“普世价值”才有光明前途。实际上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种是以“反思改革”为名，得出中国的改革走入歧途的结论，实际上是否定改革开放，主张回过头去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当然，这两种思潮能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与当前消极腐败和特权现象比较严重、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层固化，使部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新形式产生认同危机，对社会主义信仰、对共产党的信任产生动摇分不开。两种思潮看起来尖锐对立，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拿腐败蔓延和收入差距扩大、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说事。主张全盘西化者讲，西方发达国家就没这些问题或问题不大，由此主张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变改革为改向。主张封闭僵化者讲，改革开放之前就没有这些问题或问题不大，由此主张回到过去。同时，随着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在海量信息面前，不再是被动接受主导媒体的灌输和教育，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如何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控制力和引导力，已经成为我们全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已成为必须引起全党关注的“前沿阵地”。
■为什么要突出强调“两个巩固”
公方彬：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了“两个巩固”，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的力量之源，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之源。然而，由于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这一精神大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具体讲，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的理论或思潮，又是这种理论或思潮主导了世界，共产主义信仰很容易口号化、符号化、抽象化，失去应有的鲜活生动和号召力。
在共产主义信仰遇到如此挑战的情况下，以其为内核的价值系统和道德体系也发生了紊乱。中国的道德不同于西方的道德，西方的道德主要由宗教信仰支撑，中国的道德主要由政治信仰支撑。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对西方的宗教信仰影响不大，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政治信仰，进而影响着全社会的道德价值观。这就是目前道德缺失又极难改善的深层原因。正是上述问题的存在，大大折损了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的巨大的发展成就，也就是说享有了经济繁荣与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幸福感，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感到空虚，由此产生痛苦。
怎样才能消除精神领域内的矛盾和问题，怎样使中国梦拥有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或许有人一听意识形态工作就产生逆反心理，认为这是搞阶级斗争。很显然，只要世界尚未进入大同，斗争就是无法消除的客观规律，只是这里的意识形态比传统的理解更丰富一些，一定意义上就是我们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是我们理解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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