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增配效率”、化解货币超发，才能持续地释放改革红利
笔者在《中国货币总量论》中，是这样定义“增配效率”的，即：“作为一种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状态，它是通过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调动资源转化为资产；通过财政金融相互搭配来启动、培育、扩大社会再生产过程；通过重塑符合‘人、本、盈、需’可贷机理的生产方式，有效增投生产要素来持续扩大经济领土并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态势；通过要素增投带来增量‘红利’来弥补以前的亏损，弥合经济发展中的转轨矛盾。‘增配效率’是在萨缪尔森‘配置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增投生产要素，不断突破原有要素的总量瓶颈，不断增添社会再生产的发展动力；它是一种发挥‘后发优势’、赶超类型的经济崛起状态；它是考察、总结、比较各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崛起速度、赶超速度、发展速度、滞胀风险的一个全新经济分析视角和一项全新经济分析工具。”
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货币超发，是一个隐藏很深的体制问题。它是阻碍我国投资转化为资本的主要障碍，它意味着我国金融媒介力渐弱、系统脆弱性加大，它是持续加剧我国实体经济主要矛盾的“总枢纽”，它还加重全社会对货币超发与分配不公的紧张和忧虑。要解决实体经济矛盾，必须抓住金融枢纽；要化解我国货币超发，亟须改进和提升增量要素投放的“增配效率”。
为了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化解、破解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首先就要在金融领域做到管控 “少发多贷”，其次要完善我国再生产过程中能够增量投放“人、本、盈、需”可贷要素的增配机制，这样才能化解“滞胀”隐患，长期扩大“拓市场、配要素”的增长性收益，从而在城镇化和转型升级中，放松市场的末梢垄断，推进产业扩容，塑造民生机制，为生产者扫除按要素分配的体制障碍。
当前我国理论界一直强调中国崛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宣示自信，往往更需要忧患意识与批判思考。反思我国2008年以来的经济，政府为解决内需不足，持续培育消费热点、扩大基建投资、强化转移支付、维持币值稳定。在这些政策努力的基础上，更需反思：我国增量要素的投放追不上货币超发、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之间缺乏有机配合，这才是2008年以来我国“增配效率”不足的主因；而主动深化“人、本、盈、需”可贷要素的增配机制、积极引导货币总量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才应当是当前城镇化和转型升级的政策落脚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