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勉励：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势判断

［收稿日期］2013-06-30

［作者简介］张勉励，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①参见祁怀高：《历史的抉择，还是人为的选择——对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再思考》，《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隋淑英：《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决策中，围绕争取国际承认、争取国际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等问题，毛泽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形势判断。他准确地把握了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联合苏联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帝国主义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援助，也决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他强调美国在反苏背后独霸世界的意图，认为美国要进攻苏联，首先要压服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国家。这些判断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和新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战后全球战略的产物，其奉行扩张主义和遏制政策的基本立场与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针锋相对。“等待尘埃落定”更多的是说明美国不得不接受蒋介石失败的现实，但并不等于美国会彻底放弃它的反共盟友，它与中共接触主要是为了在中共和苏联之间打“楔子”，以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美苏在远东的战略意图与这一地区民族民主运动的诉求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得十分复杂，而中国很难在安全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绝缘自处。朝鲜战争的爆发就证明了“一边倒”战略的前瞻性。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外交战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A841；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13）05-0018-09

1949年春夏，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决策。这些方针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新中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开创新型外交关系的重要思想和战略指导，对新中国外交乃至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几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些外交方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近些年，国内研究时而会出现一些“新论”、“新认识”或者“反思”等等，其中有观点认为，新中国不应挑战世界秩序，而应照顾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尽量争取广泛的国际承认和西方国家的援助；新中国在战略选择上有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空间，但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边倒”或过早实行了“一边倒”政策，结果没能抓住美国对华政策的过渡期以及与美国和解的机会，导致了中美对抗等等。①上述设想对应了新中国外交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承认、援助和安全。本文拟围绕这三个问题，立足对中国、美国和苏联三方文献档案的梳理分析，将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美、苏对华政策进行对比，以期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对这些评价做出回应。

一

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实现和巩固国家的完全独立，为全面恢复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争取国际承认、国际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在当时的背景下，影响新中国做出决策的主要有两个决定因素：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目标，要求决策的根本出发点是独立自主；二是国际、国内形势，要求能充分认识自身条件、对外关系和外部环境，确定联合的对象和威胁的来源，从而占据主动。也就是说，在考察新中国外交时，首先需要考察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与外国的关系，主要是与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演变。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不是军事政变一夕促成的，而是几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成果，是在解放区地方民主政权的基础上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推进而最终建立起来的。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援助问题出现的时间最早。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中国革命争取外援的早期实践。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国革命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做出了“这种形势已经改变”的判断，他提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1］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外援：“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2］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和美国是援华的两个主要国家。考虑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已上升为全球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而苏联自身重建任务繁重等因素，中共曾寻求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期待美国能对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发展和国家建设提供帮助并发挥积极作用。1944年，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谈话中提出了中国人民关心的三大问题：第一，美国是否有回到“孤立主义”从而对中国不感兴趣的可能？第二，美国政府真的关心民主，关心世界民主的前途吗？例如，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想使中国的政府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第三，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什么？是否存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可能性？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将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抱什么态度？［3］

美国是如何回应上述问题的呢？它彻底摒弃“孤立主义”，转而奉行“全球主义”，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向全世界推行扩张政策，谋求建立和巩固其“世界领袖”的地位。美国视中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安全和秩序重建中最重要的盟友，希望中国能统一在一个亲美政府之下，实际上是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以有效遏制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扩张。在美国看来，让共产党在国共之争中获胜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扶持、援助国民政府在对日战争结束前已成为既定方向。这样，美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干涉中国革命的道路，在美苏冷战风云下，美国的扶蒋“调停”压共很快就演变为扶蒋内战反共，彻底站到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华政策上采取与美国妥协、合作的基本策略，承诺不支持中共而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以确保其在《雅尔塔协定》下获得的在华权益。由于美国将苏联排除在对日占领之外，苏联更加重视中国东北在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而美国在华直接派遣美军帮助蒋介石抢占恢复地盘的行为，又增加了苏联对美国威胁、染指其在东北势力范围的担忧。为牵制美国和倒向美国的蒋介石政府，苏联为中共及其武装力量进入东北创造条件，并移交缴获的日军大量武器装备给中共。

尽管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谨慎而有限度的，但已使中共看到了利用东北特殊地缘优势争取苏联扩大援助的可能。从1947年到1948年，在国际冷战格局形成的同时，中国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开始从战略高度谋划联合苏联的前景。1948年初，除少数几个大城市外，人民解放军已基本控制东北全境，东北不仅将成为大决战的首战之地，而且面临迅速恢复经济、为解放全国提供后方保障的迫切任务。因此，毛泽东改变了进入东北初期关于“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4］的命令，积极主动地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言，中共毫无管理经济的经验，无法管理旧城市极其复杂的经济，为此，请求苏共中央派专家团到中国解决经济任务，并在已解放的地区修复铁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