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仅极力争取其他相关国家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与美结成联合阵线，而且还要求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配合美国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1949年3月，杜鲁门批准的NSC41号文件确定：应建立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禁止向共产党中国出口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物资，重要的工业、运输和通信物资和设备需经严格筛选并仔细审查，以防这些商品出口到苏联、东欧和北朝鲜。［19］(pp833～834)美国向英国一再强调，西方国家不能放弃对华出口管制这一可以影响中共政权走向的“最有效手段”。
至于司徒雷登在与中共接触时抛出的“援助”牌，不过是他个人的外交伎俩，而非美国政府的实际意愿。此时的美国对外援助是为遏制共产主义战略服务的政策工具。1949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共同防御援助法》，在1949~1950年财政年度中，其军事援助对象包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希腊、土耳其和伊朗，南朝鲜、菲律宾，以及“泛指中国地区”即非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和东南亚的非共产党力量，总额7500万美元。。至于同期出台的对“落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清楚说明：“第四点计划”是美国“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是和美国“防止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扩张的政策相辅相成的”。［20］可以说，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并非美国援助的对象。即便有这种可能，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对中国的援助无疑具有强烈的独占性和排他性。而就新中国成立时的情形看，苏联援助中国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三
有论者认为，朝鲜战争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处于一个过渡期，并不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的意图。参见隋涉英：《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这一判断的结论与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些民主人士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应选择对苏联的“一边倒”，因为这样对于美国来说“太刺激了”。
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回答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他打比喻说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因为“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0］(p1473)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10］(pp1486～1487)
如果说上述判断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认识，那么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则更多的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形势的分析。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0］(p1193)“现在美国反苏是放烟幕弹，是想独霸世界”。［21］可以看到，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苏遏制政策如影随形的是美国的扩张政策，也就是干涉、侵略和战争政策。这一政策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后进一步得到加强。
美国扩张政策在中国的失败意味着它要在远东其他地区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予以抵消和制衡。早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基于冷战需要和对蒋介石失败的预期，美国开始对其亚洲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转而扶持日本充当其在亚洲遏制苏联的新据点，并提出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设想。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在东京对《纽约时报》的记者清晰地描述了这一设想：“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常常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来考虑。把太平洋视为是敌人进攻美国的通道。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是沿着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的岛屿。它从菲律宾开始，通过琉球群岛，其主要据点是冲绳岛，然后又弯回来穿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到阿拉斯加。”［22］美国将安全防线从本国西海岸推进到中国东海岸，对中国而言，是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呢，还是战争和军事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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