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商鞅在历史上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在学术史上，有人批评商鞅废灭文化、遗弃道德。换言之，商鞅思想反道德文化。譬如，贾谊指责商鞅“遗礼仪、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淮南子·泰族训》也认为，商鞅偏重刑法而弃绝道德，曰：“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商鞅的思想完全否定道德文化吗？笔者以为不然。
商鞅把仁义诚信孝悌等称之为“六虱”，但与韩非有区别
平心而论，学术史上前贤今哲对商鞅的针砭并非纯粹空穴来风。因为在《商君书》中可以发现大量的批判、抹煞甚至灭绝道德与文化的言辞：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
商鞅把仁义诚信孝悌等等称之为“六虱”（危害国家的六事），这与韩非“五蠹”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也有区别。韩非明确点明“儒者”是“五蠹”之一，是必须“灭”的。但是，在整部《商君书》中，从未提及“孔子”、“孔丘”，也没有“儒”或“儒者”概念。这说明商鞅及其后学所批评的对象并非单纯针对孔子学说，而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与主流文化。
商鞅之所以猛烈抨击礼、乐、仁、义、诚、信、孝、悌主流文化与价值观，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细而论之，盛行于世的礼乐文化和价值观与秦国力行的治国方略相抵牾，甚至水火不容。当年商鞅四见秦孝公，先以“帝王之道”游说，结果“未中旨”，然后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才“大说之”。孝公追求的是“各及其身显名天下”，既然如此，不用极端手段就无法达到这一目标。所谓“极端手段”，就是将秦国变成一座军营，用什伍军事组织方式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只用一种文化(“壹教”)来教育平民百姓。“壹教”的具体内容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必须点明的是，将道德文化斥之为“六虱”、“淫道”，只是秦国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政策。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要想彻底扭转“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落后局面，将礼乐文明打入冷宫，是权宜之策。瞿同祖先生指出，法家“行刑重其轻”，只是“止奸息暴的手段，不得已才用之”。因此，对礼乐仁义诚信道德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商鞅思想的全部内涵，更不是其思想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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