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
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只是在仁义范畴的界定、仁义理想实现的途径、法与德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与儒家存在一些分歧。在商鞅看来，法的内在文化精神是“爱民”、“利民”，这一观点与儒家可谓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商鞅与韩非不可混为一谈。商鞅思想深处有人文关怀成分，“法者所以爱民”、“以刑去刑”、“至德复立”等等论述，足以证明商鞅思想性质与儒家相比有相通相容之处。
商鞅对“义”范畴的界定，与儒家有相近之处，又有所不同。孟子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义是最高价值原则。“义”内在于人心，是德性之心的外在显现。义出于心，具有绝对性。正因为如此，义又是人生之乐。冯友兰评论说：“对儒家来说，人为什么要行仁义，是不需要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人既是人，就应该扩充其本性。扩充其本性就是实现人之所以为人。商鞅也强调“义”。但在商鞅思想中，义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义属于“有以为”，而非“无以为”。在儒家思想中，义却是内在于人心之“命”，仁与义皆属于“无以为”。换言之，用孟子与告子的争辩术语来概括，“仁义内在”，而非“仁内义外”。
在法与德关系上，儒法两家的分歧十分明显。孔子主张先德后刑、先教后杀，仁是法的内在文化精神。儒家的荀子提出了“礼法”的新概念：“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有礼之法才是良法，无礼之法是恶法，“故非礼，是无法也”。与儒家思想相对，法家探讨法与德关系的角度和观点都大不相同。“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德来源于刑，有刑罚才有道德文明。仁义诚信是“有法之常”，无法则无德。社会通过轻罪重罚，达到“以刑去刑”的社会理想境界之日，就是仁义诚信大行于世之时。儒家的理论缺陷在于空谈“老老、幼幼”的社会大同理想，缺乏对实现社会大同理想途径的理论与制度设计。“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舟楫也。”法是实现社会道德理想之必由途径，犹如船之桨、车之马。在商鞅看来，儒家因为没有厘清法与德的内在关系，因果颠倒，所以其学说善而无征、空而无果。
“以刑去刑”的社会理想境界，恰恰是商鞅矻矻以求的终生奋斗目标
在梳理德与法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商鞅大张旗鼓地施行“行刑重轻”。“轻罪重罚”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者本人，而在于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刑不善”，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社会理想境界，这恰恰是商鞅矻矻以求的终生奋斗目标。明乎此，才真正读懂了商鞅的内心世界。概而论之，商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至少有两大愿景：
其一，“比德于殷、周”，“移风易俗”，男女有别。以商周文明建设秦国道德文化，“比德于殷、周”，是商鞅一生自我期许的奋斗目标。在周代文明中，“男女有别”是社会伦理道德程度高的一项标杆。《礼记·内则》云：“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礼记·曲礼》云：“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叔、嫂相接，在中原文明国家是被禁止的。但是，中原国家的文明之风丝毫没有传播至边陲之外的秦国。秦人立国时间，远远晚于中原各国，社会文明化程度也远逊于鲁、宋诸国。以至于到秦孝公时代，中原各国盟会，仍不邀请秦国。因为在中原各国眼中，秦国“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秦人不知礼义德行，寡廉鲜耻，“若禽兽”。有鉴于此，商鞅治秦，依照鲁、卫风俗，雷厉风行地在秦国推行道德文明建设。秦孝公三年(前359年)，商鞅变法颁布《分户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兄弟必须分家，各立门户，否则“一人出两课”。杨宽教授指出，商鞅变法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目的在于“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
其二，从“壹刑”到“去刑”。商鞅认为，从法之公正、公平与公开，才有可能臻于“以刑去刑”、“至德复立”的理想社会境界。换言之，“壹刑”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向就是“去刑”。“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鞅所言“去刑”，并非“无刑”，或完全消弭犯罪现象，而是指通过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壹刑”训导，全社会有望进入“明刑”的理想境界。其思想实质一方面旨在表明法律的公正、公平与公开；另一方面意在说明，经过长期的“以壹辅仁”社会治理之后，法之性质已悄悄改变。“圣君”知道“以壹辅仁”的治国之道：社会高度法治化之日，就是社会道德文明大行于世之时。“杀刑”与“圣德”相反相成、相生相依。圣君深谙德与法相须而相成之“道”，所以真正“能述仁义于天下”。商鞅明乎此“道”，所以韩非称赞他是“功之至厚者。”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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