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
三、关于滥用职权罪的认定
滥用职权罪是一种故意越权而构成的渎职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的、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根据本案一审判决所认定,2012年1月28日至2月期间,被告人薄熙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有关人员告知其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后,以及王立军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前后,违反规定实施了一系列滥用职权的行为:(1)1月28日晚,时任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将薄谷开来涉嫌杀人事告诉薄熙来；1月29日上午,薄熙来召集王立军、郭维国(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吴文康(时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谈话,斥责王立军诬陷薄谷开来并对王立军打骂；1月29日晚,根据薄谷开来的要求,薄熙来安排吴文康对揭发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的公安侦查人员王智、王鹏飞进行调查。通过上述行为,阻止公安机关对其妻薄谷开来涉嫌杀人案件的调查。(2)1月29日至2月2日期间,在未按规定报公安部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其提议和主持召开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议,决定免去王立军的中共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3)2月7日凌晨,薄熙来在其住处纵容薄谷开来参与了对王立军叛逃应对措施的研究,并同意薄谷开来的提议,批准对外发布了王立军因精神和身体问题正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消息。(4)2月15日,薄熙来要求重庆市公安局对举报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的警官王鹏飞进行立案侦查；2月17日,经薄熙来提议和批准,取消了时任重庆市渝北区副区长王鹏飞继续作为该职务的候选人的提名。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薄熙来的上述滥用职权行为,是导致“11·15”案件(即薄谷开来涉嫌杀人案)不能依法及时进行查处和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并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因而其行为依法构成滥用职权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
被告人薄熙来及其辩护人针对滥用职权罪的指控提出辩解和辩护意见,认为薄熙来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决结合在案证据证实的上述案件事实给予了充分有力的回应,认为薄熙来构成滥用职权罪是无疑的。笔者充分认可一审判决对此罪的认定和对辩解、辩护意见的回应,认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衡量,薄熙来的行为完全构成了滥用职权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我国刑法中滥用职权罪的主观要件为故意,其内容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系滥用职权,会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心态。被告人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他完全具备了滥用职权罪的故意心态。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要件有两项内容:一是行为人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行为,被告人薄熙来的上述行为完全超越了其正当职权而是不折不扣的滥用职权的行为。二是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对此要件,最高人民检察院2005年通过并于2006年7月26日公布施行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1条中有“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的”应作为滥用职权罪案立案追诉的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通过、公布并于2013年1月9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第1款也有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为滥用职权罪法条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规定,其第1条第2款更进一步把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规定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之加重构成。对照被告人薄熙来的滥用职权行为之后果,致使一起性质和后果极为严重的高官亲属故意杀害外国人的案件不能及时依法查处,办案人员受到非法调查乃至立案侦查；地方大员无视中央规定任意任免要职；身居要职的王立军叛逃到外国领事馆而使全世界惊愕；身为杀人嫌犯且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薄谷开来竟然被薄熙来允许参与对王立军叛逃事件的应对处理及利用公权力对自己的罪行予以掩盖。如此闹剧,竟然在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暨重庆市一把手的薄熙来的支持和导演下进行,这哪里还有一点点党纪国法的影子?这难道还称不上是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吗?因此,被告人薄熙来的行为完全构成滥用职权罪,而且因“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而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之犯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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