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此期间，中美双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此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意在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顾名思义，新型大国关系是相对于传统大国关系——现代大国关系而言的。传统大国关系，尤其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争霸关系，是一种可能引发对抗和战争的零和关系。由于国家之间关系的模式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改变影响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文化，从而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这需要我们从文化层面来审视当前世界是否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是否已具有文化上的支撑。
传统国际关系模式下的大国关系没有未来
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于西欧，在西方文化孕育下生成。这种国际体系信奉的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其扩张的结果是殖民体系的建立、对弱小国家的奴役以及西方列强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现代国际体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传统的国际关系逻辑仍然主导着人们看待国际事务的方式。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从文化层面对传统大国关系进行剖析，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基因。西方文化自古就有个人主义传统。古希腊最早出现的是一些互不隶属的小城邦，从而形成了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独立意识，所以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从集体中突出，依靠个人的力量去竞争，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个人是中心，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文化的浸淫下，西方人一直为这种肯定、高扬、突出和强调自我的倾向所支配，这种“崇我性”心智一方面使西方人在心灵深处将“自我”放大到极致，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价值上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①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是一种生长剂。民族国家是欧洲摆脱中世纪教权控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结果，也是个体解放的结果。“作为终结17世纪英国革命的光荣革命，不仅表明英国已经彻底从一个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而且表明这个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②在启蒙运动、特别是卢梭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人民主权的思想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欧洲广泛传播，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在欧洲大陆的出现，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欧洲国家的封建政治经济统治制度，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③因此，民族国家恰恰是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的结果。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相互关系，他们各谋私利，本质上相互反对。”④哈贝马斯指出，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消极意义上区分自我和他者的概念，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把帝国主义的权力扩张解释为对民族自由的追求，“这种正面突出自己民族特性的做法，现在成为了一种机制，用以拒绝一切外来者，贬低其他民族的价值，排斥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少数派，特别是犹太人”。⑤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内涵使国家走向对强力的崇拜和追求，这种对强力的崇拜又演变成武力竞争和扩张意识，由此，国家之间战祸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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