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费为基础的 增长模式”剖析
IMF认为，中国经济的内部不平衡性依然较大。2009年以来在财政、准财政以及国有企业支出的支持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这虽然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但也加剧了投资消费失衡。其得出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中国私人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且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差距扩大。对此不能认同。
根据经济增长的定义，增长的动力只能来源于产出能力的增加，而投资形成的产能和基础设施是形成长期供给能力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也都表明，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实现也必须以相关领域的投资为基础。
纵观西方经济理论殿堂，无论是古典源流，还是近现代各学派，并没有任何经济理论认定消费是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并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虽然凯恩斯理论认为消费需求可以在短期内影响GDP波动，但前提是经济危机导致有效需求不足，GDP产出低于潜力水平，因此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可促进GDP恢复。
然而，这是典型的反危机、周期性措施，是短期行为。欧美发达国家倚重消费，也是由于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大量产业外移，经济已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消费需求便成为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在中国显然不适用。而且西方长期推动消费的政策也已暴露出问题。将这种问题模式推销给中国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具有相当高的消费率，甚至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但这能否说明他们的经济结构更加健康？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均消费率达到过70%以上，但与今天人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相比，难道当时的物资短缺才更加可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以来重积累、促投资，我国经济难以取得快速发展。投资是一件造福后代的事，当期形成的固定资产能够转化为长期生产能力，减轻后代的负担，将更多资源用于再生产或消费。发达国家也有投资率较高的时期，只不过我国投资率相对更高，延续时间也更长一些，这也是由我国人口多、地域大且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期决定的。而且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消费率难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而短期大幅增加工资收入更不可取，因为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高。欧美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债务危机已给出了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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