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郭芳 王红茹
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与国际接轨
地方和部委之间的争论焦点在哪里？
“金融开放、负面清单式的外资管理、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等等这些问题都很敏感。”根据邢厚媛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国内的相关行业能不能经受得住冲击，这是主管部门必须要考虑的风险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开放式的给予外资更多自由和便利的新管理模式也在考验政府的管理能力。“基于风险的考虑产生争议，是正常的。”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在这些敏感问题上，上下应该要取得共识。所有的中央部委实际上承担的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任，地方与部委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共同的责任，一些部门的反对有其合理性。“他们反对的不是开放的尺度问题，而是，上海究竟有没有想明白要做什么。是沿着1978年以来35年的老路走一小步，还是探索新35年高标准改革、高标准开放和高标准发展的新模式而向前迈出一大步？”他相信是后者。
邢厚媛说：“从全局的角度，我们确实需要一块试验田，探索通过改革和开放给我们新的经济增长带来活力的路径。”
因此，监管是必要的。
张汉林提醒说，必须要建立一个对资金、资本进出的良好的监管体系。“不能失去监管，这是最重要的。”
“但监管到什么程度，这是个问题。”王晓红认为，发达国家开放了这么多年也没乱，中国不必过于担心。中国不提高国际化水平就没有前途，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包括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从全球经济的大形势来看，自贸区的设立可谓是意义重大。
邢厚媛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了更为客观、复杂的全球大背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虽然在发展，但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多哈谈判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区域贸易协定则在加强，特别是由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中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的政策竞争在加剧，一些国家的成本要素优势逐渐显现，而中国的优势在下降，资本向外转移已经出现苗头。
从国内看，绝对优势在下降的同时，政府的管理效率在停滞。沿海方面该用的政策都用完了，这些政策在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之后，东部地区的吸引力在下降，缺乏新的增长点。大家都意识到，原来的模式不可持续，可新的模式在哪里？靠什么？大家都说靠创新，但是创新要有动力，要有相应的政策环境，这些也都不足。
“此背景下，中国必须要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立足于综合优势，向改革要效益。”邢厚媛说，基于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顶层设计和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仍要回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上来。
“这个时候的中国急需回到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如沐春风的市场活力。”在邢厚媛看来，中国所有以试点为基础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步骤，都要放到这个大环境里来考虑。“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与我们下一轮扩大区域开放，提升开放水平，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体化的。”
但自贸区所涉及的开放究竟到什么程度，底线在哪里？王晓红认为：“步子肯定要迈得更大，在改革改不动的时候，用开放来促进改革，用开放型经济产生的新的经验和模式，倒逼国内的改革。”
这是我们曾经用过的经验。但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显然更严峻。
“新一届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高标准的改革、高标准的开放、高标准的发展。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一个迎战的试点。”张燕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说，“在这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区，金融的开放、投资的开放、服务业的开放乃至整个市场体制的发展方向都要是高标准的。”这是上海自贸区必须承载的重任。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必须要着眼于全国的发展、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隆国强表示，这是为什么取名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非“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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