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昀献：“两个务必”是应对执政风险的锐利武器

　　“两个务必”揭示了政党、国家兴亡的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这“四个包含”是对“两个务必”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说明，我们党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必须保持“两个务必”。中华五千年，有多少英雄浮沉，有几多王朝兴衰，历朝历代，如黄炎培所概括“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政怠宦成”仿佛成为难以突破的铁律。毛泽东同志从延安到西柏坡一直在深沉的思考，可以说“两个务必”是他向全党提出的破解“政怠宦成”、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锐利武器。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对自身奋斗历程的深刻反思和总结。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党内几次骄傲思想给党的事业带来的重创，毛泽东同志总结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又犯了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使辛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通过对党的历史上遭受的几次重大挫折的分析，毛泽东同志认为骄傲自满是使党的事业屡遭重创的重要原因，要求全党“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并公开印发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警示全党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失败教训“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要求。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我们党任重而道远，需要永不懈怠、永不停顿、一代接一代的努力奋斗。党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而，单靠先锋队而没有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毛泽东同志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以弱胜强，虽经迭宕起伏，却能屡次绝处逢生，关键就在于广大民众能把最后一粒米送去作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我们只有保持“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才能密切党群关系，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如履薄冰的“赶考”精神与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体现。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列强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的下台，都同丧失民心密切相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以为自己曾经做过一些好事、有贡献，就骄傲自满，丧失艰苦创业的斗志，随心所欲滥用手中的权力，损害人民利益，老百姓就会怨声载道，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失去的危险。“两个务必”是我们党自我警醒、自我督责、自我超越精神的体现，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内在动力。坚持“两个务必”能使我们党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意识，并不断提高预见风险、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