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继业：器官捐献、移植，不能只靠卫计委和医院

寻找潜在捐献者

为保证器官移植的公开与透明，《规定》除要求全国165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必须强制使用国家卫计委的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之外，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还必须在国家卫计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一个或多个由人体器官移植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护士和行政管理人员等组成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

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主席FrancisL.Delmonico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OPO在器官捐献当中的作用十分关键。“他们要运用成熟的专业知识去发现潜在捐献者并对其进行医学评估。”OPO主要有三项工作任务：第一是寻找到潜在捐赠者，在得到家属同意后，评价其器官状态是否适合医学捐献；第二是将可用于捐赠的器官信息录入分配系统，并按照分配结果，与获得该器官的患者所在医院进行器官交接确认；第三项工作则是对相关医务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西班牙器官移植管理研究院院长MartiManyalich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西班牙的OPO已有20多年的历史，其成员主要由重症科医生、急症科医生、神经科医生、器官移植外科医生、护士及其他管理人员组成，其中专职工作者的比例近30%。

朱继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临床上把那些虽有心跳但无自主呼吸，脑功能已经永久性丧失、最终必致死亡的病人状态，称之为脑死亡。而对于器官移植来说，捐献者进入脑死亡状态是进行器官移植的最佳时机。

“我们统计发现，8%的急诊死亡病例会成为脑死亡，重症科死亡病例中有10%~15%会成为脑死亡。而脑死亡病例最后有50%~75%都会成为器官捐献者。”MartiManyalich表示，“所以，重症科和急诊科医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发现潜在捐献者；神经科医生则负责进行捐献者是否已经脑死亡的诊断。”

谈到中国OPO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主任霍枫坦言，中国OPO起步很晚。“我们国家在2009年8月才开始设立OPO，而我们医院的OPO是在2011年成立的，其中专职人员8人，比例远远低于国际水平。”

“目前我们医院的OPO成员全部都是兼职，现在公民身后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太少，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人，等这项工作逐渐发展起来了，我们会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朱继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对话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

器官捐献、移植，不能只靠卫计委和医院

短期内，等待救治的患者会增多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卫计委提出要逐步取消死囚器官来源，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这对我国器官移植手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朱继业：短期内肯定会产生影响，毕竟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一下少了很多。一方面是死刑数量在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国家也要求取消死囚器官来源，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近一年来的移植手术数量就下降了很多。如果公民器官捐赠的数量跟不上来，等待救治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

另外，技术上也有一些需要跟进的地方。

医院的担忧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指定了165家医院具有器官移植的资质，其他医院难道就不用参与器官移植的工作了吗？

朱继业：肯定不是。器官移植实际上关系着每一家医院，我们这165家医院只是有资格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但是器官捐献者可能存在于全国任何一家医院。也许某家医院没有资格进行移植手术，但是很可能会出现需要接受救助的受赠者和潜在捐赠者。

目前，这165家医院都有了各自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到各个医院寻找潜在捐赠者，但据我了解，由于没有移植手术资格的医院在整套捐献体系中没有任何利益，相反还可能因其对捐献者的死亡判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加之器官获取行为需要该院医生的配合，他们通常并不会积极配合协调员的工作，不愿意主动发现潜在捐赠者，甚至会出现就算发现了都不上报给所属OPO的情况。

另外在对捐献者进行器官摘除时，很多医院出于怕麻烦的考虑，会让我们把病人拉到自己的医院里进行手术，这种想法我们都可以理解，也会接受，但是在运送的过程中，一旦会出现一些意外状况，就会造成器官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