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新媒体环境中 主流意识形态需“再编码”

灵活反应与塑造“软权力”

新的传播革命造就了新的执政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控制式治理，暴露出了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僵硬：除了“放”，就是“管”，而且还是主要行政指令方式进行的单向度管理。其结果，一是陷入“一管则死，一放则乱”的怪圈；一是导致主流价值“解释框架”更快地失去吸引力。传播革命要求的是灵活反应，核心在于重新提供“解释框架”，侧重在于形成能够应对各种不同类型挑战的，多样、丰富、灵活、有弹性的政策工具，针对不同性质的挑战，做出有针对性、个性化、人性化的回应。

首先，工作重心需要从控制式模式转向治理式模式。一方面，这意味着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规则，并以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方式执行规则；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更看重对话、沟通、协商，除了极少数无法沟通或者确实已经造成了对社会实际损害的行为需要依据法律公开、公平、公正的进行管理之外，必须更多地探索如何在信息公开中，在意见公开表达中寻求政治共识。诚如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李普曼所言：“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

其次，必须敏锐地把握在挑战中所蕴含的机遇。争取主流意识形态在新媒体环境中的主动权，既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和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它能够让民众真正通过新媒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尽可能杜绝和避免少数政府官员、个别部门，用自身利益绑架国家利益，为局部利益牺牲大局利益，甚至为谋私利不惜以国家政治安全作为代价。

第三，塑造“软权力”应该成为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战略目标。相对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硬权力，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软权力的最重要的表现。国家治理需要“硬权力”和“软权力”双脚支撑，两脚都要硬，国家才能稳定、强盛。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解释框架”，是软权力的核心。

2011年，中东北非经历了“阿拉伯之春“，政治强人黯然下台；而同样用新媒体实施组织串联，同样利用经济萧条引发的生活压力与社会怨恨作为动力，“伦敦之夏”与“华尔街之秋”却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危及英美两国的政权；当“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美国扩散到相当数量的西方发达国家时，也没有出现政权更迭的问题。如《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所言，“占领华尔街”没有成为一场左翼运动的开端，就是因为在这些西方国家，不存在一种能够匹敌资本主义的左翼意识形态，没有进行深度解读的“解释框架”。最终这种抗议，只能是各种牢骚与不满情绪的机械组合，即使走上街头，也不可能威胁这些国家的政治安全。这就是软权力对于维持国家政治秩序的战略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