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出现信任危机的原因探析
藉上述讨论分析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现状及其信任模式的建构，我们需要从发生学角度将“当下”看做是“过去”和“外来”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改革开放为界作为“当下”的话，“过去”的传统其实包含两个历史阶段内两种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信任模式：一是建国前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儒家文化相联系的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与之对应的是相对简单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礼俗社会经济秩序；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的确立，本质上是运用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取代了原有的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顺从权威、依附单位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整体群像，对应的社会经济秩序是强国家范式下的再分配权利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实践再分配向市场转型的同时，成功实现了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市场转型的理想型多半以“外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为特征，要求以社会本位的制度信任模式作为发展蓝本。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直接生长于自发的资本发育与资本竞争，而是源自再分配经济体制，是“顶层设计”主导下试错式“边缘革命”的结果。市场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极富成功的“双轨制”（价格双轨和所有制双轨）以及“二元改革渠道”（政府引导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改革和草根推动的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改革）构成了中国区别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换句话说，正是政府和民间“双强”的通力合作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市场转型。那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秩序应该与怎样的信任模式相对应呢？我坚信，如同市场经济制度可以走入不同国家政体一样，在中国人“制度自信”的前提下，能够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秩序相配合的主导信任关系应当仍是社会本位的制度信任模式。
据此推理，目前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说到底是制度信任模式的缺失，而不是其他。因为在转型实践中，像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镶嵌制度的路径依赖及其创设一样，中国人的信任现状亦充满路径依赖及其创设。
尽管中国奉行的儒家文化思想一直倡导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和家国同构的社会信任体系，因此被跨文化研究归在“低度信任”的国家行列；但近代以来即便是这样低度的家本位—人际信任体系亦遭受过创伤，过去在“批孔破儒”的同时，也将中国人推向了“不信任任何人”“怀疑一切”的极端。而改革开放，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并没有即刻引进能够与之配合的制度信任模式。或者说，相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出现与之相符的信任模式。于是，有人简单推测，今天中国发生的信任危机，是变革变迁造成的旧有信任模式崩溃、新有信任模式尚未建立的结果，危机的本质是信任关系的整体缺位。
其实不然。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与中国人赖以习惯了的家本位-人际关系信任模式、国本位-系统依附信任模式息息相关。因为现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
当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固化经济而出现利益分化、急剧的社会流动和变迁的时候，很多人（尤其草根民众）本能地捡拾起过去的家本位—人际关系信任模式去应对市场中的利益竞争，并希望把必须要相处的陌生人变成熟人。凡事“托关系、人找人”的现象比比皆是；“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办事”成为人行动前的首选观念。
当国家主导的改革与草根自主的改革齐头并进又相互渗透的时候，国本位的政府依附性信任模式依旧根深蒂固，深深扎根于人们应对市场挑战的种种选择中。比如，尽管市场化已经将中国推向了一个多元经济共存的社会，但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务员职业等依然是大多数人的首选工作位置。根据爱德曼（Edelman）国际公关公司2011年发布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中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高达88%，且比前一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即从74%增长为88%。这些相对固化的家本位-人际关系信任、国本位-机构依附信任，说到底反映中国人一贯的差序格局、顺从权威、依附单位组织之深层的文化结构。
回到理论，“信任模式与社会秩序”之关联（见附表），在展现当下信任缺失现状的同时也揭示了它的真正历史原因：一是目前的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实质是普遍主义取向的社会本位-制度信任模式的缺失；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扩展了的关系市场经济秩序”说到底是传统“家本位-关系信任”与“国本位-再分配权力关系”的延续及其叠加效应，是制度信任空缺所导致的秩序替代品。三是深埋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特殊主义取向的家本位-关系信任模式、国本位-机构依附信任模式，作为一种本土的文化结构力量抵制或挤压了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富有普遍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本位-制度信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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