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潜力在改革
黄桂田认为，需要辩证地看经济增长平台的下调。首先要肯定，它有不利的一面。黄桂田说，相对于过去，经济增长平台下调带来的负面效应首先是就业压力的强化。过去中国平均每年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大概是900万个，G D P的增长率一旦下调，每年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这就会给就业形势带来更大的压力。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制造业机器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的失业问题也一定会更严重。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平台发生变化以后所要面临的头号挑战。
其次，高速经济增长会掩盖许多矛盾，经济增长率下调以后，就有可能导致一些矛盾显性化。例如在金融方面，目前备受关注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另一个是影子银行问题。经济增长平台下调，债权债务链条一旦断裂，整个金融体系的问题就会显性化并迅速放大。再比如说，中国有一部分企业是依托近10%的高速增长率才得以生存的，一旦经济下调，这部分的企业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它们如果大规模退出市场，就可能引发很大的负面效应，这涉及的不仅是经济层面，还有社会问题，所以也需要提前估计。
但是，“下台阶”同样有有利的一方面。首先是有利于改革。人们经常抱怨某些阶段改革的步伐太小，累积的问题很多，这与社会过度关注增长率有关。如果上上下下都把短期的经济增长看得非常重要，都把保增长看成是最主要的方面，就往往会忽视改革。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会给人一个假象，就是改革也在同步进行。但是在经济增长平台下滑以后，改革的压力就加大了，这有利于促进一些改革目标的实现。
第二个方面是有利于结构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中国政府一直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主线，但直到今天为止，结构问题仍然突出。这是因为在经济高增长平台上，是不可能实质性地调结构的。西方市场经济体也主要是靠经济波动来调结构的，因为只有在经济下行中才能展现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功能，尽管这种机制作用的发挥显得残酷。
第三是有利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从2006年一直到2011年，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期不到12个月，几乎是一年一变。一会儿是紧缩防通胀，一会儿又是保经济增长。频繁的变化导致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展现出来。中国要有效地发挥宏观调控在经济中的作用，就不能频繁地使用经济政策。如果总是频繁使用的话，人们的预期将难以稳定。宏观经济政策要有一定的稳定性，目标应该放长，即使不说长期，至少要在中期，也就是3到5年里尽量保持稳定。“现在面临的压力就在这里，这么多利益主体、利益集团都在说话，政策的设计者面对的压力很大，往往难以保证作出准确的决策。如果中国政府把经济发展视作是阶段性的调整而不是短期变化，那就要承认这个事实，尊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而不是人为把经济增长推到接近10%的水平。”黄桂田说。
黄桂田表示，中国经济从过去不到6%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跃升到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毋庸置疑是由改革开放决定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决定着前期高速经济增长的话，在新的发展阶段，构筑新的增长平台并在这一新平台持续增长，也将是由改革开放的深化决定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任务还未到位，还面临着怎样在未来经济发展中释放各类企业的活力，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水平，是构筑增长平台微观基础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各界对这次全会有着多方面的期待，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改革与发展上。怎样健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仍然是新阶段要着力解决的命题。明确哪些政府该管，哪些政府不该管，或者说怎样在新的时期把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清，协调好两只手的作用，依然是改革的重点。
在当前的经济领域，比较引人关注的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同商品市场相比较，要素市场的商品化程度仍旧偏低。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方面的改革一定要选择好方式和方法，并不是一揽子放开那样的简单。例如中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形成典型的双轨制，利率至少有两种形成机制。受央行和银监会监控的定价怎样和市场有机衔接，已经由市场定价的部分怎样接受监管，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放开就能解决问题的。（记者 方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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