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刚
从“划船者”到“掌舵人”，角色转变并不容易
在佛山市南海区，沿着花地大道，前面古色古香的街市就是平洲玉器街。“天下玉，平洲器。”作为全国最大的缅甸翡翠毛料交易市场、光身玉器加工批发基地，闻名遐迩的“玉镯之乡”聚集了1000多家珠宝玉器经营企业。然而对平洲玉器产业日常管理，不是那些林林总总的政府部门，而是南海首家“5A级社会组织”——平洲珠宝玉器协会，由该协会牵头建立的信用体系有效杜绝了玉器市场制假售假、欺行霸市等现象，平洲玉器产业越来越旺。
与平洲相距不过10公里的大沥凤池社区，一个由社区党委牵头，村居干部、党员代表、居民代表、行业代表、企业代表和外来工代表等组成的社区参理事会，每季度召开参理事大会，社会各界精英为社区大小事务出谋献策，对重大事项进行商议，这个参理事会俨然成为社区“小政协”。
广东的简政放权力度之大，很多地方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其中，对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够自主决定、自担风险、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不再审批；并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定位，重心下沉、关口前移，积极主动下放权力，充分发挥下级政府就近管理、便民服务的作用……
广东省转变政府职能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表示，广东省转变政府职能，涉及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者边界”，这要求政府首先从微观经济领域脱离出来；同时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
“健全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波折。姑且不说很多社团组织与政府机构是依附关系，仅对购买对象所提供的服务以及政府购买行为本身的监督就是一门学问。经常听见政府部门抱怨，一项服务“外包”出去之后，政府所支付的财政经费反而更多了，一些政府购买的面向社区居民的“培训”、“服务”人均成本原本只需几元十几元，但财政支付的额度高达数十元甚至上百元。而有些服务项目主观性强，弹性很大，一涉及政府购买，社会机构各种灰色营销纷至沓来……
丁力表示，无论是政府职能转移也好，还是政府购买服务也好，必须依托一个健全的、市场化运作且具备一定自律自净能力的中介市场。而目前我们的这个市场还很弱小，各种有历史渊源的“二政府”机构及与政府有各种千丝万缕联系的组织占了相当比例，如何培育充分市场化且良性竞争的中介市场，这是政府的“转移”与“购买”应该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这样，政府想从一个辛苦的“划船者”变成一个轻松的“掌舵人”，难上加难。
“钱权”随事转，避免基层“小马拉大车”
惠州近年来实施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券”制度备受外来工推崇。目前在惠州，符合入学条件的外来工子女可以在惠州领取“教育券”，外来工子女可以在惠州范围内挑选适合自己家庭的学校就近入读，不分公办民办，只需提交“教育券”，均可享受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则凭借“教育券”与政府结算，按人头获得政府补贴，以保障外来工子女平等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
惠州市常务副市长张瑛介绍说，通过“教育券”保障外来工子女享有免费义务教育，是惠州全面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但问题是，这些来自全国其它省份的外来工子女，国家的义务教育经费已经随人头拨付到他们户籍所在地，惠州要解决他们的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只能从自己有限的财政里支出。如果他们的义务教育经费可以随人走，解决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难度也许要小很多。
孟浩表示，按照广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路，就是对不同层级的政府进行了功能定位，基层政府的定位主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有了这个定位，就应该给予基层政府相应的事权；有了事权，也就应该给予基层政府相应的财权及各项配套权力。
记者来到顺德区容桂街，发现50万人口的容桂街“政府部门”极少，在“大部制改革”中，容桂街将过去41个党政部门合并为16个大部，改革后的容桂街大力培育商会、慈善会、村居福利会、文体协会等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对社会事务不再大包大揽，而是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向市场和中介组织购买服务，让社会力量在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有效解决了事权多与行政编制少的矛盾。
在珠三角地区，一些经济强镇常住人口四五十万，经济总量相当于内地一个地级市，但管理权限只是一个科级。“简政放权”又将一系列林林总总的事务性职能、服务性职能“转移”到基层，这种“小马拉大车”的现状意味着，镇一级行政部门无法提供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责任如西瓜、权限如芝麻。”针对这个问题，广东省赋予部分特大镇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重点强化面向基层和群众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并下放给镇一些行政许可、行政执法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权，扩大镇政府对行政事务的管理和处置权限。此举能否成为突破“小马拉大车”的良方，各界对此给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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