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方面，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撒切尔政府出售诸如电信、电力、供水和运输系统的公有制企业，澳大利亚、新西兰、西欧、拉丁美洲诸国纷纷效仿，世界范围内涌现出一股私有化的浪潮，尤其表现在铁路系统私有化问题上。但是，在英国，布莱尔政府于2002年又将之前私有化的铁路系统重新国有化，2008年伦敦地铁也重新被收归国有；新西兰在2003年将铁路网重新国有化，在2008年将列车运营重新国有化，电信行业私有化后公司的支出主要用于维护市场的主导地位，而非改善客户服务；在澳大利亚，2007年陆克文政府通过新的国家宽带网络计划重新国有化。另一方面，在实证研究中，罗兰（Gerard Roland）主编的《私有化成功与失败》论文集展示了大量的跨国实证研究的彼此矛盾和冲突的结果。私有化能否在微观层面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能否在宏观层面促进经济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知现在仍然缺乏全面的统计证据。不过却达成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共识，即仅仅更改所有权，或者说单纯的私有化不足以保证经济上的成功。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私有化历程表明：小部分有较强政治背景的人攫取了绝大多数的盈利机会，而公众利益则沦为牺牲品。
既然严肃的实证结果不明确，大量案例又证明私有化无法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为何这一方案却反复被作为所谓的政策建议而提出？这如果不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就是因为其学理上存在致命的逻辑缺陷。
第一，在谈论各种私有化方案之时，各方关注的焦点都在谁能够在私有化过程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上，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掩盖了一个被各方默认，但实际上却无法确定的假设，即私有化总能产生正的社会总收益。事实上，相关的研究表明，一个法制完备、公司治理完善、寻租腐败情形较少的经济体，私有化往往可以产生正的社会总收益，但矛盾的是，这样的环境下公有制经济往往也发展较好，私有化的必要性同样值得质疑。第二，很多支持私有化的论点在于，私有化可以改进企业参与人的激励结构，从而在内部治理中推动企业效益的改善。然而，现代大型私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理由认为科层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被私有化所克服。
这些理论上的质疑与经验证据一起，构成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声音。金融危机之后，纵观全球，政府已经被视为经济提振和金融稳定的最终保障者，建立超越一切的自由市场的主张，也渐渐被人遗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种带有扩张性质、宗教情结的思潮也终将被理性的思辨所消解、所遗忘。（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姚东旻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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