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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侠:GDP不是判断调控与否的唯一标准 调控要与改革配合

2013年08月26日08:21   来源:经济参考报

原标题:调控政策要与改革相配合

上半年经济增长7.6%,临近目标区间,很多人猜测,中央把握的经济增长底线到底是七点几,何时需要出台刺激政策。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意义不大,分析经济发展不能仅看G D P增速,应立足以改革促发展的大局,以社会稳定作为改革的成本底线,不轻易出台调控政策,即使调控也要吸取以往经验教训,针对当前经济特点,研究储备能与正在推进的各项改革相匹配的调控政策,并适时推出,确保改革加快推进、持续见效,最终要用改革的办法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GDP不是判断调控与否的唯一标准

宏观经济不是仅G D P一个指标就能反映全面的,也不是靠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数据可以诊断的精密仪器。相反,经济运行是复杂系统综合作用决定的,监测经济运行要兼顾多个指标的发展趋势和相互关系。

首先,中央确定的7 .5%左右的增长目标,本身就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而是一个区间。这是根据以往发展经验、衔接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确定的努力方向。超过目标自然好,但即使差一点也没有证据表明一定会怎样。毕竟,反映经济运行还要看就业、物价、房价、财政金融风险、企业效益等重要指标,这些指标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从这意义上讲,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不体现在某一个具体数据上,而是体现在主要指标变化趋势上,体现在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匹配和相互作用上。

其次,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尚无定论。国际金融危机后,学术界就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明显降低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到底从多少降到了多少,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长率之间应控制在多大范围内等问题,远没有也不大可能形成权威结论,比较流行的说法是7%-8%,也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围,其准确性需要不断探索、不断试错去验证。在标准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精确判断实际运行与标准的差距,显然不太可能有确切答案。类似的,欧共体当年提出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负担率是警戒线,各界流行的银行坏账率应控制在1%-2%,房价收入比应在3-6倍之间等说法,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相反的例子。这说明,经济指标具有一定的统计上的规律性,但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意义相差却很大。

再次,过分关注G D P容易误导地方发展思路。姑且不论统计误差等技术因素,仅就体制而言,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以G D P论英雄的问题。当前形势下,只要政策稍有调整,哪怕是态度的微妙变化,在政府换届效应和各地方的攀比心理作用下,刺激政策都会被放大甚至被曲解。比如出台刺激投资的政策,将会继续强化政府主导投资的理念,沿袭过去粗放式的投资至上的增长思路。地方政府正赞足劲上项目呢,中央政策稍一转向,产能过剩项目、高污染高消耗项目就很可能一拥而上,而且往往都带着节能环保、高新技术等冠冕堂皇的头衔,真假难辨。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因此可能会成倍地放大。原本经营困难的企业再度迎来好日子的同时,却送走了创新升级的机会,甚至改革大计都将被再次推延。

推进改革要承担必要的成本

通过改革释放经济活力、提升经济竞争能力,是国际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之一。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是改革追求的收益。进入改革攻坚期,延续多年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推进改革是一定要付出成本的,部分企业经营效益下滑,结构性失业增加,经济增速回落等都是改革的成本。理论上,只要收益大于成本,改革就是值得的,就应该坚定不移。

要做好承担改革成本的准备。当前,之所以很多人认为下半年应该出台传统的刺激政策,就是因为改革的收益不 好 定 量 衡 量 、 短 期 内 不 明 显 , 而G D P、企业利润率等指标却能短期内定量化表现出来。但这其中有些成本是必须承担的,如果无论生产什么、质量如何都能顺畅进入市场,产能过剩的企业怎么会进行技术创新?不捅破房地产泡沫,大量房地产领域的资金又怎么能进入实体经济?治理财政跑冒滴漏,一定时间内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等消费,但这本来就不应该是扩大消费的方向。有人总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成本上盘算,却忽略了以小成本换大收益、短期成本换长期收益、现实成本换潜在收益的策略。企业没有经营压力哪有转型动力,不转型升级哪有持续健康发展的明天?前段时间银行间拆借利率提高,流动性短缺看似影响了金融市场发展,增加了成本,但如果任凭以不规范的理财业务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发展,将来对经济可能造成更大伤害。如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7 .6%的增速、产能利用率却只有78 .6%,另一种是7 .5%的增速、产能利用率超过85%,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后者优于前者,都不会为了0 .1个百分点的增速而要求出台刺激政策。

应以社会稳定作为改革的成本底线。社会稳定是改革推进的大环境和大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就难以推进真正的改革,没有真正的改革就难有长久的社会稳定。衡量社会稳定情况,要从影响稳定的因素入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社会不公平现象依然较多,在部分领域还比较严重,等等。经济运行中,企业效益不佳会影响就业,就业低迷可能影响收入和消费,如果再加上收入差距大、房价物价快速上涨影响居民生活,不平衡心理加剧,社会稳定的局面就可能受到影响。反映在经济和社会指标上,就是基尼系数、企业效益、失业率、物价、房价、群体性事件和极端暴力事件数量及影响等。

从上半年数据看,物价、就业数据较好地控制在目标范围内,企业效益总体好于去年同期。但另一些指标则不容乐观,基尼系数虽没有官方数据但不会低于0.47,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上涨的有69个,最高涨幅达16.7%,都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群体性事件特别是极端暴力事件偶有发生,甚至可能成为引起不稳定的“火星”。目前看,社会总体稳定,应加快推进改革消除不稳定因素,不应该仅为实现G D P增长目标而盲目出台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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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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