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共产党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革命是在自然生命和意义世界之间做选择，中国共产党凭借革命完成了凤凰涅槃，实现了对世俗政党的超越，创造了星光熠熠的政治精英、道德楷模和独特文化，通过这种创造彻底征服了中华民族，成功上位为执政党。这种先党后国的政治逻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绝对权威的基础，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权威意味着党对国家、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都拥有全面重新定义的能力；通过对国家、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新诠释形成自己全面执政的威权政治模式，这种模式非常有利于共产党国家在冷战时期的生存，所以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而一旦这种赖以支撑的冷战格局消失，共产党政治的自我强化和外部激励机制就立即塌陷，东欧剧变和苏共垮台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认真反思的机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相比较其他国家共产党幸运的地方。改革开放就是这种整体反思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决心转型的开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看做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同志带领下自觉实现国家转型的动员令，直到今天这种转型还在“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宣言中得到执行和继承。应该说，中国国家转型是成功的，实现了全面改革与开放，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都是这种转型成功得到的成果。

　　然而，相比较国家和社会的率先转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转型相对滞后了。党的转型自觉和实践在时间上明显落后于国家转型，意味着执政党奉行和遵循的依然是革命党的文化和技术，沿袭的依然是革命党的遗产和惯性，这就造成执政党成员在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等方面都还停留于革命党的经验系统，执政工作实践中在理念、认识、技巧、习惯等方面都还有路径依赖，普遍缺乏民主法制精神和能力。这势必造成执政党与转型国家、社会关系的普遍紧张，当社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尺度去抵制革命党的执政方式时，必然表现为对掌权者的不满，最后演变为老鼠商量着给猫带铃铛。由于操作上既缺乏技术支撑，又缺乏“猫”的接受和配合，所以只能不断堆积矛盾与摩擦，而这又逼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不断进入紧急状态。如此反复，“革命党”的历史本能被一次次唤醒。“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唯一标准，执政党的革命紧张本能不能代替生产力标准成为主导中国政治进程的显性力量。

　　由于国家和社会先于政党转型，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力量率先得到生长和发育，这种开放的力量具有自下而上的活力和动力，对执政党的传统政治空间和全面执政方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根本说来是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与自上而下的保守主义两股力量之间在性质上发生了差异，社会历史的整体性与执政党天然的局部性之间无疑构成了直接冲突。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市场的新兴力量不仅在感受上有了差异，而且在相互关系的方向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革命的历史传统决定了执政党一贯都是界定国家、社会与市场的主体，如今的情况开始发生逆转，国家、社会与市场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开始要求行使自身的天然权利，重新界定执政党的边界和活动范围，于是就出现了党政、党企、党财、党事、党人等领域的全面紧张关系，由此引发了执政党社会管理的危机。这种管理危机不断地冲击和动摇执政党的执政信心，一旦所有的紧张感和危机感上升为执政威胁的时候，执政党的正常转型意愿和努力就被危机管理和临时应对所代替，转型大计就这样一次次被紧急状态所代替而搁置。

二

　　转型最大风险是理论支撑不足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之难，让我们必须对转型所面临的风险有所预期和准备。那么，各位专家认为转型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杨亚佳：转型必须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不能突破思想藩篱，转型会陷于被动。向民主型政党的转变，就要在思想观念上转向重视民主的价值。民主的模式是多样和多元的，但是民主价值则来源于人对自身的基本价值的需求，具有普世性，包括尊重人的生命、保障人身安全、人的生存发展、人的自由意志等。我们既要坚持对民主的价值追求，又要根据实际情况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前提，但是在政治改革领域，我们的思想还往往被教条主义所束缚，步伐还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执政党不能以人的基本价值需求出发认识民主、进行理论创新，将使转型缺乏理论支撑，陷入被动的境地。

　　如不研究政党转型规律，避开各种陷阱，转型就难免社会震荡的风险。与多党制和两党制国家的政党不同，我国宪法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但这也带来了挑战：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支配意味着党内问题有可能延伸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反过来，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或社会利益冲突的最终解决，都有赖于党内关系、党与各政治主体关系的解决。这也决定了我国执政党的民主转型与国家和社会转型的互动性和复杂性：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政治使命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比其他体制中的政党能够更加灵敏地发现社会的变化，更加小心翼翼地处理政党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关系，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寻求平衡。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方法，以及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以及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都体现了探索规律、规避风险、积极稳妥的政党转型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和经验在应对新经济和新社会变革中多少显得力不从心，存在着解释能力不强、解决能力不够的显著缺陷，而新政治理论和智慧又因传统体系羁绊短期难以成长起来。执政党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受到来自理论和智力普遍匮乏的牵制。转型向何处去？转型的时点、节奏和方式怎样把控？如何把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与民众意愿合理地导入执政党的转型工作体系，上升为执政党转型的智慧和力量？这恐怕是所有执政党转型都会面临的难题。

　　首先，执政党内部主张转型的政治势力，因没有能力完全承担转型带来的政治风险，短期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转型方案，所以往往不能顺利地上升为执政党的整体意志而得到全党的拥护和支持。相反，执政身份天然具有的保守主义立场对转型的畏惧和抵制在体系内部很容易得到弥漫和扩散。

　　其次，就执政党的转型成本和收益而言，转型的边际收益与需要支付的风险成本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不对等。转型后党的身份并无变化，可转型失败失去执政地位的风险成本却需要实实在在地支付，所以很多情况下执政党就在真理、规律和未来面前选择当下，给外部社会的感觉往往就是以一党之私代替公理和民众，民众的权利和执政的权力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又反向腐蚀执政党转型的决心和立场。

　　最后，就政治理论和实践而言，民主政治体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效率低下，政治公平很难因为民主博弈而得到完全实现，以致于人们在政治观念上把君主立宪制作为政治实践典范来膜拜。正是由于政治制度的这种两面性，所以民众也无法拿出完全能够说服政治官僚的技术方案，这种困顿客观上造成民众和执政党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在观念、利益、思想等方面不能取得共识，从而造成政治转型缺乏必要的统一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