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显然没有这样的包袱，他们不需要以革命的标准来划分、切割和评价自己的历史。以美国为例，其精神渊源一定是从第一批清教徒签署“五月花号公约”开始，期间没有切断，即便他们也发生过“国共内战”式的南北战争，依然不需要切割和分捡。主客观原因导致了我们必然也必须切断自己的历史，结果精神世界愈走愈狭窄且不厚重，及至世界政治生态变更，应对新情况新问题能力弱化。近来媒体连续报道国民党抗战老兵，民政部明确地方庆典应邀请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这或许就是一个价值坐标改变的小小努力，发展开去未必不厚重我们的精神大厦。
还有更深层的矛盾和症结存在，我们已经面临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且难化解。共产主义信仰决定着共产党的执政，甚至是共产党的生命，因为失去这一信仰就有丧失执政权之虞，甚至是这个政党的瓦解。道理可以从奥巴马的观点中引出。奥巴马说过，政党没有谁高尚于谁，都是代表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行博弈，被选择的惟一原因是看谁有能力给选民更多利益。不能放弃共产主义就需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来赢得更多追随者，问题在于现有理论已经无力做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也在变化，十八大提出“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以革命方式实现共产主义路径堵死了。那么，新的路径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制度优势，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符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需要，也符合原始积累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从有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开始借助“看不见的手”，政府成了“守夜人”、“敲钟人”，“罗斯福新政”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政府干预”。这说明采取何种方式发展经济，主要看社会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不适合再发挥无所不在的干预能力，即市场能够自行调节后，就不应过度使用政权的力量，而应当加强价值观的引领。实践证明，当房地产调控也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当股市发展也要着眼于“社会稳定的大局”，所有的经济规律都将失效。
从发展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强调统一思想，战争年代有其必要，执政阶段不辩证看待统一思想，文化繁荣不可能出现。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时期出现过思想的辉煌，就是春秋时期，因为那时没有统一思想的要求，到了汉武帝统一中国同时统一思想后，中国再不见照耀人类文明前行的伟大思想成果。
从实现社会和谐来看。全民“讲政治”就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种情况下既不会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更不可能实现法治。从对社会和谐构成更大冲击的角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争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胁，这不是危言耸听。极左的幽灵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远去，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配失衡、贪腐盛行等多重社会矛盾，这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妥协性，也为“革命”提供文化支持。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革命必须激情燃烧，执政必须平和平静，坚持按规律办事
就革命能力而言，世界几乎没有几个政党能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其以自己的理论武装和精神灌输让追随者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为伟大理想付出几百万生命，这已经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但革命阶段伟大并不注定执政阶段也伟大。革命与执政区别很大，下面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一是普世价值问题。人类有没有普世价值？回答是肯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就是普世价值。然而，由于“格瓦拉困境”导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价值观，结果把“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拱手让给西方。以民主为例，这本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古希腊时期已经形成，且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如今却成了西方国家专有。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世界还能不能找到相对一致的东西，我们评价世界还有没有共同的标准？如果没有，人类还会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还会走向和谐吗？所以，我们可以批判西方试图将其核心价值观强加于我们，但我们却没有必要否认人类共有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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