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形式逻辑保证法律概念、法律命题的明确。从对现实世界现象的认识，到法律概念的定义化过程，形式逻辑建立了一个自由、公开、平等的理性对话平台，使各种不同观点及利益在交锋和论辩中产生了真正的公平和正义，从而将法治意义上的公正通过法律概念和命题得以表达出来。

其次，形式逻辑为法治的实现提供了一套可供判定的标准、程序。法律是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而制定出来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过程，是对客观材料与推理结论相联系的推理过程，法律适用的过程实际就是通过推理获得结论的过程。形式逻辑通过固化的演绎、归纳和类比推理等推理方式，特别是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具有明确、准确而具体地确保法律结果得以实现的优势。

再次，形式逻辑弱化司法者趋利避害的价值考量。司法过程是不可避免产生社会结果和影响的社会行为，依大多数人所遵循的道德原则、社会舆论、民意诉求来进行司法判断，是司法者趋利避害的具体表现，否则会受到多数人的质疑和责难。我们不能期待司法者自身拥有哲学王般崇高至上的理性，更不能期望司法者的非理性能导向理性正确的结论。形式逻辑将实现法治意义上的公正成果固化成步骤，通过简单而明确的推理过程，公开了法律固有的程序性意义，从而约束了司法者的具体的非法意行为。

最后，形式逻辑提高了法治思维的功能，促进了法治效率的实现。社会群体所形成的法治意识并不是统一的、无偏差的，法治过程不可避免受到不同的法律解释、已有的判例等诸多影响，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使得分散的法治思维难以及时发挥应有的功能。形式逻辑是理性选择的、内在严密论证的具体体现，这就使得选择判断时，所遵循的是法治过程本身的程序固有的含义，并不需要对法外的其他因素额外进行规则、标准的判断，从而促进了法治效率的实现。这种理性，阻却了司法者恣意妄为。

中国传统的文化渊源，所表现的是儒释道一体化的巨大融合性。“变通”、所谓的“辩证”占据着可观的分量，严格依据形式的刚性逻辑思维相对欠缺。在当下中国的法治思维中，更需要的是排除一切法外因素“忠实”适用法律的逻辑，需要强调概念的理性、抽象的清晰、排斥模棱两可定义的形式逻辑思维。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