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到上个世纪中叶，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欧、美、日诸发达国家和地区，因环境恶化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比如1956年日本水俣湾附近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水俣病事件。这种病症是因为当地居民长期食用含有汞的海产品所致。而作为毒源的汞，则来自于水俣湾沿海工厂的废水排放。大量的环境恶化事例密集出现，致使欧、美、日等对人类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迅速升温。

有意味的是，差不多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自然辩证法》的警示才开始得到重视。

1972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1990年代以后，《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

西方发达国家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学者特里伊 格尔顿在重新研读马克思著述后，严肃地告诫西方世界“马克思是对的”一样，我假设如果爱因斯坦生活在今天，重新让他评价《自然辩证法》，爱因斯坦一定会说：恩格斯是对的！

历史总是这样，先觉未必总是能够觉后觉；迟早觉悟，并且在觉悟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常常让后人感慨！五六十年后，恩格斯的论断才在西方世界中有了知音反响。遗憾的是，这些隔代的反响，纯属自发，而非自觉，是由一堆堆棘手的现实问题逼迫引发出的被动性的、不得不进行的反思和调整。这些反思和调整，反映在思维观念上，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已有的抽象分析提升到思维的具体；反映在实践上，就是极尽综合把握的能力，更为和谐地推进人与自然的关系。

今天，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大声疾呼：让老百姓喝上合格的奶，吃上合格的肉、菜，喝上干净水，能享受蓝天、呼吸新鲜空气！这种情形，我们这代人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想得到。

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审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教训，反思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生态文明不仅写进了党章，而且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更是在人权白皮书中首次写入生态人权保障，凸显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界客观逻辑的敬畏。

生态的、绿色的、低碳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主导话语，各国经济发展顺之则昌，逆之则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程度已经很高，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可以顺势而为。相比之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无论是实现全面小康还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率都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问题是，今天无论国际市场条件许可也好，还是国内生态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也好，都决定了我们今后的发展，注定要在生态文明范式下转方式调结构，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路径。

要实现这种发展转变，首先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确立生态文明的观念。观念改变世界，观念塑造世界。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局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自然辩证法》对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最为系统，相应的认识论、方法论阐述也十分丰富。中国共产党人担当着领导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历史责任，必须在发展观念上实现真正的转变。我认为让各级党政干部结合现实学习《自然辩证法》，将对这种发展观念的转变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