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这些道理，恩格斯举例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

这些振聋发聩的深刻论述，在当时的西方理论界，知音少，和者寡。为什么？回忆一下《自然辩证法》发表前后的故事，会有助于问题的说明。

作为一部未完成的遗著，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托党员、物理学家列奥?阿龙斯（MartinLeoArons，1860—1919）研究遗稿是否可以发表。阿龙斯在审读了手稿后，认为内容太陈旧，完全不能发表。二十多年后，1924年春天苏联委派梁赞诺夫找伯恩斯坦商谈这部手稿的出版问题，伯恩斯坦为了慎重，把这部手稿送交爱因斯坦审读，征求出版意见。爱因斯坦于1924年6月30日给伯恩斯坦写了这样的意见：“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末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到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终究还是在苏联出版。其第一个中译本，1932年8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爱因斯坦是声名卓著的现代科学家，作为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的提出者，作为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倡导和参与者，他承继的思维传统是西方近代以来笛卡尔式的实证分析思维，高扬的还是征服利用自然的工业文明。恩格斯在著作中，对于科学技术的分析研究，对于工业文明已有或可能有的负面影响忠告，是基于辩证思维做出的。而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西方思想界始终有一条思想主线，而且影响越来越大，特别反感与讲求实证的逻辑分析思维相对的辩证思维，甚至斥之为伪科学。

“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唐代诗人王维的这句诗的意境，颇能说明逻辑实证分析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关系。辩证思维与逻辑实证分析思维分属不同的思维层次，并不矛盾。没有逻辑实证作为基础的辩证思维是空泛不实的，而没有辩证思维作为指导的逻辑实证分析思维则往往是机械片面的。逻辑实证着重的是对事物进行抽象的分析把握，辩证法则是要在抽象分析把握的基础上，在观念中呈现思维具体。思维具体，是抽象规定的综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既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也是构造科学体系的逻辑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应用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方法的典范。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也是力图要在不断进步的科技研究基础上，利用诸多抽象分析的成果，在观念中呈现自然的客观逻辑，即自然规律的思维具体。事实上，作为伟大的哲学家，恩格斯以过人的思辨能力，依据近代科技研究成果，对自然的客观逻辑的确做出了远远超出同时代思想家的深刻把握。然而，《自然辩证法》的精髓并未被太多的人领会，更谈不上接受其生态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