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当前及今后的一大政策着眼点是“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见十八大报告）。目前，我国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已相应调整了基础养老金标准，如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在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不等的补贴金额。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费率是偏高的 。这会给中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带来负面效应，而且高额的缴费率易引发严重的代际冲突。许多年轻人因此不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增加了扩大覆盖面的阻力。那么，有没有在降低在职人员缴费率的同时，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可能呢？彭浩然、陈斌开（2012）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其研究表明，在稳态时中国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缴费率的阈值为15.6%。鉴于论证严谨有力，结果比较稳健，该结论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制定极具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多方位考虑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与收益问题，而不仅仅将其看成是公共财政的责任。公共资源与私人资源、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皆可成为养老资金的来源。在这方面，政府可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取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和国有企业分红作为养老金的源，降低养老金缺口风险，体现国有经济全民所有的性质，逐步解决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问题，让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同时，适当降低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率，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真正建立起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效机制。此外，要拓宽眼界，改变僵化的理财思维与模式，综合利用各种金融资源和融资机制，走多元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积极拓展养老金筹资渠道。特别是要注意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养老建设，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用地优惠等多个方面减轻民营养老机构的负担，增强其自身发展动力（见专栏4）。因为养老产业是个特殊的产业，既具营利性，又兼有福利性。只有对溢出的正外部效应予以恰当补贴，才有利于加大养老供给。

目前，北京共有养老床位8.2万张，但每百名老人拥有不到3张，与发达国家5至7张相比有明显差距，也与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除养老机构布局不合理外，各项优惠政策扶持不到位，建设用地供应不足，项目审批复杂、周期长，也影响了社会力量投资养老机构。

鉴于此，北京将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给、高端有市场”的原则，通过政策扶持、制度规范、资金引导、奖励督导等手段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制定出台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资金补贴、信贷支持、市场准入等综合配套优惠政策、措施，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培育一批养老服务行业组织和龙头企业。

毋庸置疑，加强养老基金的监督和管理，“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也甚为关键。由《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可知，截至2011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8500.41亿元，远远超过“新农保”、“城居保”和“城乡居保”三项结余之和（为1635.53亿元）。可见企业年金是养老保障的重要支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公开的企业年金运营数据显示，企业年金近5年的总体收益率达到8.87%，跑赢了CPI。在人口迅速老龄化时期，提高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重要途径。既然企业年金运营效果很好，我们不妨提高其运营比例。在这里，有必要消除养老基金投资、个人养老投资“只有在资本市场成熟后才能进入”的认识误区。其实，参与市场与市场完善是相互影响的，问题与措施也是在博弈过程中逐步呈现的。我们还应当把养老保障体制看作是生产性的，而不仅仅是消费性的制度安排。理由在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是以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的，需要较为完备的养老保障体系作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