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继承与发展

顺治皇帝推崇明太祖朱元璋，亲祭历代帝王庙，并增加几位中原汉族皇帝入祀，撤出辽金元帝王。

同为由少数民族行使最高统治权的统一王朝，清朝与元朝不同，它的统治者深知“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佐太平”（皇太极语）的文武并重之道。即依靠武力得到统治地位之后，必须融入中华治统文化之中，才能固本强身，坐稳天下。因此，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极为关注历代帝王庙。

顺治皇帝6岁继位，由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其间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善待”明朝帝王。先是以殉国之名礼葬明朝的崇祯皇帝，将崇祯神位安奉历代帝王庙，并允百官军民为其哭灵三日。不久，为使用明朝太庙祭祀大清先祖，将明太祖朱元璋神位从太庙移入历代帝王庙。二是恢复了对元世祖的祭祀，并借机增加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和元太祖入祀。表面上看，是因为满洲权贵与契丹、女真、蒙古同属北方民族，而带有的亲近感。而深层原因，则显然是因民族身份不同，处理民族问题的角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突然离世。顺治皇帝亲政后，努力学习中原汉族皇帝治国理政的经验，尤其推崇明太祖朱元璋，亲祭历代帝王庙，“以抒景仰前徽至意”，并增加几位中原汉族皇帝入祀，撤出新增辽金元帝王。这些做法，后来又被辅佐少年康熙的满洲权贵所否定，多尔衮摄政时的入祀主张再次占据了上风。

清初历代帝王庙，具有过渡性。一是增祀明洪武帝与崇祯帝；二是借恢复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之机，满洲权贵们开始增加“偏安之国”的辽金帝王入祀。朱元璋万万没想到，由他一手创建的历代帝王庙，到头来却成了自己神位的归宿。

康熙认为，作为当今皇帝，我要为前代帝王说句公道话。雍正在第一时间落实了康熙遗愿，使历代帝王庙发生了空前变化。

康熙曾为中国开创了又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盛世。他在位61年，深感在这个古老大国做皇帝之艰辛与不易。康熙在人生的最后两年，十分关注历代帝王庙的入祀问题，他超越了各种纷争，为历代帝王庙划定了入祀底线。

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他颁布谕旨，首先回答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祭祀历代帝王之原因。康熙认为，历史上的前代帝王，子孙后裔难觅，而今天统治天下的人，继承的正是他们创建的功业，所以我们要崇祀历代帝王。二是如何确定入祀标准。康熙认为，对前代帝王的评价远未做到公平合理，致使每朝入祀不过一两位。作为当今皇帝，他要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即只要不是因无道失德而被杀或亡国的帝王，都应入庙享祀。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又提出两点重要意见。一是对开国创业和治国守业的君臣都要重视。比如在从祀名臣中，开国元勋居多，辅佐太平的功臣很少，这极不公平。二是对亡国之君也要具体分析。比如明朝亡国，并非崇祯之过，而是坏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故可祀崇祯，不可祀万历、泰昌、天启三帝。对于康熙的这两次圣谕，大学士们花了很长时间领会研究，最后礼部拿出了总体入祀164位帝王和79位名臣的方案，但未及上报，康熙就在当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去世。刚刚继位的胤禛（其时尚未改元雍正）要求速办，于是赶在年底之前，就落实到了历代帝王庙。

可以说，康熙对为什么要祭祀历代帝王的理解，极为深刻、独到。他由此确定的入祀底线，既大度包容，又不失标准，也不绝对化。可惜，康熙未能看到结果，便溘然长逝，但康熙的思想却给后来的雍正、乾隆帝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基调。

雍正帝在第一时间落实了康熙遗愿，使历代帝王庙发生了空前变化，从过去只崇祀少量的开国君臣到大量入祀了治国守业的君臣。雍正在位13年，5次亲祭，大修庙宇，还亲书了《历代帝王庙碑》，反复论证了治国守业君臣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历代王朝开国之后，只有出现或继世而生，或间世而出之英明睿智的守成之主，才能使功绩重光、德教相续，呈现出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至于治国名臣，比起那些开国元勋来也毫不逊色，他们的功劳益于国家社稷，他们的品德堪为股肱重臣。

雍正帝本人，就是一位艰辛勤政的守业者，他对治国守业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在他看来，历代帝王庙只崇祀开国君臣，存在重大缺失，国家的长治久安，更需要治国守业的明主良臣。雍正帝的这些阐述，是对康熙之意旨的极好发挥。

乾隆说，其实在入祀的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为戒的人和事，却实在太多。

乾隆皇帝在位时，历代帝王庙已历经明洪武至清雍正，凡三百多年，有了很大发展。他还能为历代帝王庙做些什么呢？事实证明，乾隆的建树与贡献更加卓越。他从25岁继位到75岁高龄，6次亲祭、5次赋诗、4次撰写碑文，10余次颁布谕旨，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重修历代帝王庙，把正殿规格提高到了“乾清宫”“奉先殿”级。这项工程从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实施，离雍正上次大修，尚不过30年。乾隆特地从皇宫府库中拿出银两重修，是为了在更加庄严壮观的历代帝王庙，宣扬他的祭祀思想。

二是提出“法戒论”，并作为祭祀要义。乾隆二十九年，历代帝王庙重修告竣。乾隆皇帝第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亲书《重修历代帝王庙碑》及《长律述事诗》，集中阐释他的“法戒论”。主要内容是：在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传统中，值得效法和引以为戒的经历都有，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历代帝王安邦治国的作法中，本身就包含着效法前人的功德与力戒前人的教训。效法与戒鉴，密不可分；三皇五帝的崇高功德是历代君王效法的楷模，夏商周之间的相互戒鉴，是最经典的事例；历经百世之后，比较历朝帝王，到头来都是一个亡国的结局，这就像房屋变成废墟一样可怕。祭祀历代帝王，本意就是在无形之中得到告诫和警惕，或是学习圣主明君的成功之法。此时，乾隆帝五十有四，为政近三十年，他把“法戒论”作为历代帝王庙的祭祀要义，是乾隆主政、治学与庙祭紧密结合的真知灼见。

乾隆帝步入晚年后，深感时不我与，多次强调戒鉴和警惕的迫切性。他在65岁后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在他撰写的诗文中，更加直白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他说，其实在入祀的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为戒的人和事，却实在太多。他在祭祀仪式上，想到的是令人恐惧的帝王兴衰史；身虽已在回宫途中，心却仍流连于帝王庙内，故而久久不能平静。大清子孙要想成为万世无疆的庇护者，就要知道敬畏，千万小心根基的稳固，真正做到戒鉴与警惕。这是他不忍心说，但又不忍心不说，而不得不说的话。可见乾隆心里很明白，所谓历代帝王，就是帝王兴衰和改朝换代积累的结果，他从这里，已经多少感受到了居安思危的紧迫性。

三是把“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作为入祀帝王的最高准则。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在阅览《大清通礼》时，发现当年的儒臣们未能体仰康熙旨意，入祀帝王主要是正统王朝的创守之君，在“偏安之国”中却只有辽金帝王，这明显违背了康熙本意。为了纠正这种偏差，乾隆专门发出一道谕旨。他用“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华统序（绪）的最大特点，即中华的治统序列就像一条没有中断的线，传承有序、一以贯之。乾隆所说的中华统序，就是指中华帝系。他认为，在中华帝王谱系中，应该包括正统王朝和“偏安之国”的两种帝王；而在“偏安之国”中，也绝非只有辽金帝王。乾隆举例说，从汉昭烈帝刘备（乾隆以刘备为东汉正统，曹操属摈弃之列）到唐高祖李渊统一中国，时间相隔300余年，其间常有英明强悍的帝王和节省勤俭的君主出现。比如北魏雄踞黄河以北，地广势强。道武帝、太武帝经常思考为政的道理，尊儒重佛，兴学重教，养育人才，大修水利，怎能把他们放在一边不管不问？再比如，五代的50余年间，后周的世宗柴荣就是一位贤能的君主，这样的人，不酌量入祀，怎能让千秋公论服气？此外，乾隆还仿效康熙帝作法，认为东汉的桓、灵二帝对汉献帝的亡国负有重责应撤出罢祀。唐宪宗的被害和金哀宗的亡国并不是他们由于无道失德造成的，应予正名，准予入祀。

乾隆五十年春，乾隆皇帝第六次亲祭历代帝王庙，正式增加了东晋、南北朝、唐、五代、金等25位帝王入祀，撤出了东汉的桓、灵二帝。至此，历代帝王庙入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达188位（包括乾隆元年入祀的明建文帝），除那些昏黯之君外，基本体现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亲祭当天，乾隆驻跸圆明园，又写了一篇《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重申他四十九谕旨中的思想，要求再建两座御碑，一座镌刻他的《礼成恭记》，另一座设为无字碑。无字碑的可能寓意是我已经为历代帝王庙画上了句号，无需后人再作评论。乾隆之后，国势渐衰，庙祀不振，只在西跨院修建了一座关帝庙，加上东西配殿从祀的79位名臣，刚好80位，为历代帝王庙增添了新的内涵。